在狱中服刑的 SBF 通过其母亲提交了一份 35 页的自辩动议，怒指检方通过威胁证人、隐匿财务真相及政治针对一手炮制了「不公审判」，要求重审。
撰文：Sanqing, Foresight News
2 月 10 日，据 Inner City Press 报道，正在加州 Terminal Island 监狱服刑的 FTX 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SBF）正积极寻求翻案，其母亲、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 Barbara H. Fried 代为提交的 pro se（自行辩护）重审动议已正式递交法院。这份长达 35 页的文件援引联邦刑事诉讼规则 Rule 33 和新发现证据，强烈要求推翻其 2023 年欺诈定罪及 2024 年对其判决的 25 年监禁。
动议重点争辩包括：关键证人（如前 Alameda Research 联席 CEO Ryan Salame 和前 FTX.US 高管 Daniel Chapsky）未出庭作证，导致审判存在严重缺陷；检察官涉嫌隐瞒证据；整个过程受政治因素影响，SBF 隐晦表达是拜登政府「针对性打击」的受害者。
SBF 此次提交的证据和论述并非旨在直接证明其「无罪」，而是采取了一种质疑司法审判程序漏洞的法律策略。
核心指控一：被「定制」的证人与司法绑架
动议指控检方通过威胁和诱导，策反了核心圈子，并让对其有利的证人「消音」。
例如前 Alameda Research 联席 CEO Ryan Salame 的缺席。动议引用了 Salame 在 2024 年 8 月后的公开表态（包括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作为新发现证据，揭露检方为了阻止 Salame 出庭证明 SBF 的清白，威胁起诉 Salame 的伴侣 Michelle Bond。
对于出庭作证指控 SBF 的前工程主管 Nishad Singh，动议披露在审判前的面谈中，当 Singh 最初的陈述不符合检方预期时，检察官曾愤怒地「拍桌子」，斥责 Singh 的记忆「不可信」。
SBF 认为，正是这种高压恐吓导致 Singh 随后被迫改变了证词。动议正式要求法院命令检方交出相关的面谈笔记，以证明检方隐瞒了这一胁迫过程。
核心指控二：消失的「负债」与 fiat@ftx.com 之谜
SBF 提交了前 FTX 数据科学主管 Daniel Chapsky 的宣誓声明，从数据层面反驳了挪用指控。
动议指出，检方曾将 fiat@ftx.com 账户中的巨额负余额作为 SBF 挪用客户资金的铁证。然而，Chapsky 在声明中反驳称，检方的解释是「根本性的失实陈述」。
他指出，该账户的负余额对应的是 Alameda 在链下持有的现金和资产。检方只向陪审团展示了「借方」的负数，却故意忽略了对应的「贷方」资产，从而凭空制造了数十亿美元的亏空假象。
Chapsky 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显示，如果在 202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确核算，Alameda 在 FTX 上的账户实际上保持着约 20 亿美元的正余额。检方和专家证人 Peter Easton 故意只展示某些特定的负余额子账户，误导了陪审团。
核心指控三：破产律所 S&C 的「资产抹除术」
SBF 还将矛头指向了负责 FTX 破产重组的律所 Sullivan & Cromwell (S&C)。他指控 S&C 为了配合检方的定罪逻辑并赚取天价律师费，人为地制造了「资不抵债」。
动议指出，FTX 在破产时拥有价值高达 84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组合（包括对 Claude AI 开发公司 Anthropic 的投资）。但在破产初期，S&C 和检方为了坐实资金缺口，将这些流动性稍差但价值巨大的资产人为地记为零或极低价值。
SBF 强调，破产团队最终确认客户将获得 119% 至 143% 的现金赔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他在审判期间主张的「FTX 具有偿付能力、钱没有丢」是真实的。
核心指控四：政治针对与法官偏见
最后，SBF 打出了政治牌和程序牌。他暗示自己是拜登政府「政治战争」的受害者。作为曾经的民主党大金主，他在出事后被迅速切割并重判，是为了平息公众怒火。
此外，鉴于主审法官 Lewis A. Kaplan 在此前庭审中多次驳回辩方关于「FTX 有偿付能力」的证据，SBF 在动议中不仅要求重审，还明确提出要求 Kaplan 法官回避，理由是法官表现出了极端的偏见，已无法公正裁决此案。
这场突围战，注定是困兽之斗？
Rule 33 动议要求证据必须是审判后「新发现」的，且辩方在审判期间无法通过「尽职调查」获得。法官很可能裁定，Salame 和 Chapsky 在审判期间是已知的潜在证人，辩方未能传唤他们属于策略选择或客观困难，而非「新证据」。
并且，FTX 赔付率高（甚至超过 100%）并不能反证 SBF 当时没有挪用客户资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了客户资金（无论目的），犯罪即刻成立，后续资产是否增值在法律定罪上通常被视为无关，仅可能影响量刑。
对于指控胁迫，除非有确凿的录音或书面证据证明检方直接胁迫（如「拍桌子」的具体录音），否则法官通常倾向于采信检方的程序合规性说明。
此外，要求一位资深联邦法官因「偏见」而自我回避，在司法实践中极少成功，除非有极其明显的利益冲突证据。否则这种指控甚至会进一步激怒司法系统，被视为对法庭的蔑视。
* 原动议文件可点击此处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