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O（害怕错过）并非欧盟科技政策的良好动机。

人们普遍认为，欧盟的成长政策实际上是用规避风险的技术官僚主义（或像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戏称的「可怕的欧盟工作小组」）扼杀了创业的萌芽。但至少同样可以说，欧盟的政策制定受到一种更本能但未必更好的因素的影响：强烈的「错失恐惧症」（FOMO）。 这种错失恐惧症在数位科技政策领域尤为突出，尤其是在人工智慧领域——这个被誉为成长利器的最热门领域。在布鲁塞尔或欧盟其他成员国的首都，你几乎随处都能听到有人说欧洲正在“输掉这场竞赛”，或者说欧洲的“竞争力”岌岌可危，因为它无法在开发本土大型语言模型方面与美国或中国匹敌。 我们不妨深吸几口气。 「错失恐惧症」并非制定良好政策的良策。最终重要的并非“竞争力”，而是生产力成长——即企业在既定资源条件下不断提升产出价值的能力。 人工智慧的经济价值（无论其本质如何）是否最终体现在基础模型上，目前尚不得而知。任何生产力成长的提升，想必都将来自于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巧妙地部署这项技术——而这并非仅限于那些目前在模型训练上投入巨资的企业。事实上，许多实业家认为，欧洲的制造业传统才是人工智慧实现真正成长的优势。 而且，有理由相信，随著我们从人工智慧训练阶段过渡到部署阶段，除了「超大规模资料中心」之外，还有更多企业能够参与到这场市场争夺战中，竞争领域涵盖从适用于模型训练的晶片到能够充分利用超大规模资料中心提供的人工智慧能力的软体应用等各个方面。 人工智慧革命为欧洲经济带来的真正挑战，既比在某些「竞争力竞赛」中落败更为平凡，也更为严峻。从实际层面来看，价格问题很简单，而且由于缺乏美国（或中国）LLM的欧洲替代方案，因此有支付过高价格的风险。 欧元区对美双边贸易顺差在本世纪初曾高达每年1,000亿欧元，但去年已转为超过500亿欧元的逆差。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商业服务和智慧财产权费用的上涨。这表明，欧元区经济正被外国供应商掌控，他们利用市场力量攫取越来越多的经济租金。有理由认为，更多地使用美国拥有的AI模型将加剧这种趋势。 从更严重的层面来看，技术依赖可能导致地缘政治上的屈服。最终，这种威胁将危及欧洲的自由。 欧洲在人工智慧领域的落后与在其他数位科技领域的落后有著相同的原因：缺乏成熟的资本市场来引导欧盟雄厚的储蓄转化为同样丰富的创业人才；持续的市场碎片化使得欧洲的规模化发展比大西洋彼岸更加困难；以及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产品的途径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正如欧洲顶尖科技公司的执行长们最近强调的那样，解决方案其实早已存在，但需要政治领导力才能落实。同时，寻求全新的人工智慧专案政策可能会分散精力，使人们无法专注于解决根本问题。 同样，一再强调监管阻碍创新也是徒劳无功的。具体的规则无疑可以简化，不断变化的法规也必然会减缓发展速度。但是，为产品（无论是数位产品还是其他产品）制定标准并明确责任归属，对企业而言并不比客户的产品规格或合约条款更繁重。 有一个较新的政策工具值得在欧洲的工具箱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利用公共采购来创造市场，正如卢森堡首相吕克·弗里登上周在一次演讲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公共部门在欧洲经济的需求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其次是享受公共补贴的私人企业。这两种工具都应该更有意识地使用，以便为欧洲制造的数位技术预留可预测的市场。军事和敏感公共资料处理以及研发显然是重点切入点——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让企业在预期能够销售的情况下进行投资。 美国的创投驱动模式或许就像电影《梦幻之地》：你建好了，他们就会来。欧洲的做法可能刚好相反：你带著资金来，他们就会来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