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提名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Stephen Miran 提出了他的經濟理論。他倡導高關稅、弱美元和美聯儲 QE。
文章作者、來源：金十
要擔任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就必須認同他的信念，即關稅能讓美國更富有。符合這一標準的經濟學家並不多。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他是特朗普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人選，他撰文指出，與目前的2%關稅相比，美國的平均關稅更應該在20%左右，甚至高達50%。
米蘭的觀點值得研究，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將為特朗普提供建議。他將關稅描述為一種工具，將削弱美元的國際干預描述為另一種工具，他認為這些工具可以解決長期存在的全球緊張局勢：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支持導致美元高估、貿易逆差擴大和工業基礎空心化。
米蘭是哈德遜灣資本公司（Hudson Bay Capital）的高級策略師，他在去年11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全面關稅和放棄強美元的政策可能會產生幾十年來最廣泛的政策影響，從根本上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
米蘭在被特朗普選入白宮經濟智囊團之前，撰寫過一份名為《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報告。米蘭寫道，這份報告反映的是他的觀點，而不是特朗普的觀點，其目的不是倡導政策，而是“瞭解可能實施的政策範圍”。
米蘭現年41歲，2010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一直在金融市場工作，是保守派曼哈頓研究所的研究員。他的論點雖然新穎，但包括關於關稅在內的論點，都是以正統經濟學為基礎的。曾在克林頓政府任職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戴維-卡特勒（David Cutler）說：“米蘭並不是一個認為‘所有學者都一定是錯的’逆反者。” 他“以理論和證據為指導”。
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建議會奏效。他在報告中承認，這些建議很有可能不會奏效：“有一條道路可以讓這些政策的實施不會產生實質性的不利後果，但這條道路很狹窄。”
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貿易使一個國家既能消費又能生產更多產品，而關稅則會使國家的情況更糟。然而，在亞當-斯密於1776年明確提出自由貿易之後的幾十年裡，經濟學家們發現了在哪些情況下一個國家最好徵收關稅。
假設進口商是一個壟斷者——一個足以影響其支付價格的支配性買家（就像壟斷者影響其銷售價格一樣）。它可以對進口小商品徵收10美元的關稅，其價格非但不會上漲10美元，反而會保持不變，因為出口商為了避免失去市場份額，將自己的價格降低了10美元。
因此，消費者毫髮無損。即使他們多付一點錢，也可能被關稅收入抵消得綽綽有餘。這種使淨收益最大化的稅率被稱為“最優稅率”。米蘭援引相關研究認為，20%左右的關稅是最佳的，而高達50%的關稅仍然可以讓美國獲得更好的利益。這代表了一種將提高關稅作為目標的觀點，而特朗普的一些盟友則將關稅作為一種談判策略進行辯護。
最佳關稅政策是明確的“以鄰為壑”：一個國家只有通過傷害另一個國家才能獲益。米蘭承認，如果其他國家進行報復，就像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在2018年所做的那樣，關稅就不再是最佳選擇，而是兩敗俱傷，“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會使關稅給美國帶來的福利收益化為烏有”。
為了阻止報復，他寫道，特朗普政府可以宣佈，“對於實施報復性關稅的國家，它認為聯合防務義務和美國防務保護傘的約束力或可靠性較低”。換句話說，美國可能不會保護日本、韓國或實施報復的北約成員國。
另一個問題是：只有在進口價格幾乎沒有上漲的情況下，關稅才會使美國變得更好。但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就沒有動力從進口商品轉向國產商品，從而使特朗普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的目標落空。另一個注意事項是，關稅可能不會減少貿易赤字，因為美元會應聲上漲，從而使進口商品更加便宜，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
對此，米蘭說，作為關稅的替代方案，美國可以通過達成“海湖莊園協議”來削弱美元，該協議將以1985年的《廣場協議》為藍本，當時美國及其盟國聯合採取行動壓低美元匯率。
他寫道：“在一系列懲罰性關稅之後，歐洲和中國等貿易伙伴會更容易接受以某種形式的貨幣協議來換取關稅的降低。或者，美國可以對美國國債買家徵收用戶費。”
米蘭繼續寫道，如果這引發長期國債的拋售，美聯儲可能不得不購買這些債券，以限制長期利率的上升壓力，即採取量化寬鬆（QE）舉措。
他說，美聯儲更有可能在貨幣和債券干預方面與財政部合作，以換取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特朗普要求在貨幣政策上有更多發言權。米蘭提議總統和州長應該對美聯儲的管理有更多的控制權）。
一個主要問題是，對不合作的國家停止提供防務保護傘的威脅是否有效。美國與佔美國貿易逆差一半的墨西哥、越南或中國沒有防務聯盟。
上週二，特朗普拒絕排除使用軍事力量將格陵蘭島從丹麥手中奪走的可能性，並表示他將使用“經濟力量”吞併加拿大。這兩個國家都是北約成員國。盟國可能會從特朗普對它們的一再威脅中得出結論：美國的國防保證已不復存在。
米蘭自己也乾脆地承認：“潛在的後果不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