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ick Szabo
引言
一位熟人幫了你一個忙。你該怎麼報答他、同時加深關係？投資人要求檢查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但上面那些數字都是什麼意思？它們真的可信嗎？法官必須為原告所遭受的傷害裁定賠償。如果可以補償的話，多少的貨幣算是對原告所受傷害的公平補償？
大大小小的人類關係和制度，從最友好的到最嚴厲的，都必須處理這個棘手的價值問題：我們如何能夠根據（不一定可靠的）感覺系統的輸入，從不想要的東西中安全地分辨出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如何能夠知曉其他人想要的東西？貨幣（中文譯本）、僱傭勞動、市場以及許多其它的經濟制度，之所以是它們所呈現的樣子，就是因為這種具體的形態解決了度量價值的問題。同樣的問題也是當前的會計危機的核心。
價值問題先天是主觀的、個人化的。價值迥異於物理學、化學等領域的客觀現象。社會發展出了企業和競爭市場這樣的制度來設定價格、法律先例和司法程序來產生決斷，等等。反過來，這些制度也常常依賴於回答第二個問題 —— 也正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 —— 如何能從我們觀察到的表象安全地確定價值？我們將把 “徵稅” 作為這個度量問題的一個反面案例來考察。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將聚焦於一種為度量價值而發展出來的特殊工具 —— 會計 —— 並論證它可能會如何變化，對我們的經濟和服務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構成挑戰。
經濟關係
在 19 世紀，經濟學家們發展出了一種關於完全競爭商品市場的理論（現在通常稱之為 “新古典模型”）。舉個例子，人們耳熟能詳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就是從這套理論中來的。在理想的市場中，供給量和需求量相等會產生出一個價格，補償所有市場參與者的相關技能、同時滿足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偏好。在這樣一個市場中，製造這種商品所需的技能，以及對這種商品的偏好，兩者的平衡構成了這種商品的價格 —— 於是我們可以通過市場價格均衡來度量價值。一些現代市場，尤其是商品期貨市場這樣的眾所周知的市場，將這種理想變成了現實。然而，許多其它制度，比如層級制的企業，以大相徑庭的方式運作。而現代市場絕大多數是非常晚近才出現的。即使到了今天，絕大部分的經濟關係，比如在企業內發生的關係，也與上述理想相去甚遠。
在競爭市場中，一種商品跟另一種商品交換。（貨幣不過是一種格外有趣的商品）。為了讓這個市場運作 —— 為了讓價格能準確地溝通價值 —— 參與者首先必須能夠度量相交換的兩種商品的價值。實際上，參與者度量價值的能力是一種重要的能力，將一種商品與另一種不那麼經濟的物品或服務區分開來；具體來說，參與者觀察一種商品或者服務的特性、將觀察倒的東西與自己的個人偏好相對比，然後確保這個過程沒有被狡猾的商人矇騙。
競爭市場模型非常成功，以至於現代的經濟學家都開始研究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經濟制度 —— 例如企業 —— 然後追問為什麼這些制度竟然會存在！他們回過頭從非常清晰的競爭市場理論出發，解釋其它各種各樣的經濟關係；這些關係通常會通過財產權和當事人的合約來明確。這一個學派最常被稱為 “交易費用” 經濟學派，常常也叫 “新制度經濟學” 或者 “產權學派”。交易費用的想法是由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傑出的後起之秀包括：Oliver Hart（哈特）、Oliver Williamson（威廉姆森）、Steve Cheung（張五常）、Yoram Barzel（巴澤爾）、Armen Alchian（阿爾欽）、Harold Demsetz（德姆賽茨）、Janet Landa、Robert Ellickson，等等。
通過比較多種多樣的合約形式與理想的商品市場，並複用新古典經濟學家所用的許多相同的假設（理性自利個體、獨特偏好以及獨特技能），我們更好地理解了其它的經濟制度。現代的經濟體包含了許多種類的商業制度，一端是等級森嚴的公司，另一端是自由競爭的商品市場，中間是許多不同的制度以及支撐它們的合約。
當某人決定開設一家新公司，而不是在一家已有的公司裡充當僱員，我們可以認為這一決定是一種 “投票”：這個經濟體需要更多的市場關係、更少的 僱員-僱主 關係。相反，當一家企業收購另一家企業，就暗示著這個經濟體需要更少的市場關係和更多的企業內關係。社會主義者看到了整合的趨勢以及工業資本主義中的規模經濟性（economies of scale in industrial capitalism），就認為世界上最後只會剩下一家超大企業，並決定應該由政府來運營這家企業。事實證明，這糟透了。另一些人則理想化了一個沒有企業的世界 —— 每個人都是一個私人承包商、向另一個人售賣自己的服務。在許多行業，這也是行不通的。威廉姆森和其他經濟學家已經研究了許多這樣的形式，並得出了一些讓競爭商品市場不那麼完美、需要使用其它合約類型的理由。（在這裡，“合約形式” 只是特定類型的商業關係的縮寫 —— 僱傭、特許經營（franchise）、商品交易所，等等。參與者們使用的合約通常是對他們的關係的最正式也最完整的描述，同時也是定義這些關係的基本規則的 “安全協議”）。
這些經濟學家已經找出了理想的商品交易的一些侷促之處；這些侷限性常常導致人們轉而使用其它合約形式。
安全費用。其它類型的交易費用是由機會主義參與者帶來的 —— 他們是自利的，但他們只會遵守合約的字面意思，而不必然會遵守一段關係的規則中的精神（不論這些規則來自法律、來自合約，亦或是非正式的）。安全費用則是由完全惡意的參與者產生的，或者說，是為了保護一段關係免受這樣的惡意參與者的傷害 —— 他們可能會打破任何規則、使用暴力威脅，或者實施非法侵入、盜竊乃至暴力，只為了滿足他們（唉，並不罕見的）強迫型偏好。
規則不完備。參與者難以預測在關係中可能發生的所有意外事件，因此無法用規則（比如合約中的條款）來防範他們所帶來的影響。絕大部分的爭議都會進入法庭，而且最有趣的新判例，都發生在進入一段關係的參與者沒有充分預見未來、因此無法提前處理的情形中。
退出費用 以及/或者 專用於一段特定關係的投資。比如說，當你報了一個班要學習 Windows 系統或者 Word 軟件，你就是投資了跟微軟公司（Microsoft）的一段關係。另一個案例是修築通往煤礦的鐵路 —— 這條鐵塔（的效益）將取決於煤礦，而煤礦運營者也依賴於鐵路來運送他的煤炭。第三個例子是工廠車間的佈局，將一臺機器的成果運送到另一臺機器去。最常見的例子是跟某一種工作形成了關係、學習了專門技能的僱員。在這類具有高投資或者說高退出費用的關係中，沒有良好的合約保障，你最終可能會困在一段糟糕的關係中 —— 即使關係惡化、別人欺騙了你，退出可能也會非常昂貴，或者你可能會損失投資。
當既沒有辦法指明規則，又需要專屬於關係的投資時，結果通常是垂直整合成一家企業。那家煤礦可能會買下那條鐵路，機器會在擁有車間的一家企業內運作，等等。另一方面，當一家企業因為規模變大而日益無法匹配偏好和技能時，它就會出現規模不經濟。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指出的，關於技能和偏好的知識的分發中存在規模不經濟，正是社會主義運行起來筆市場經濟糟糕得多的重要原因。更廣泛地說，這些不經濟性限制了企業的體量。特定的創新（例如工業革命發端時刻的會計，以及過去兩個世紀中出現的供應鏈管理）可以增強一個企業內的知識可靠分發，因此讓企業的規模得以擴大。
能夠更好地覆蓋突發事件、或者減少關係專屬投資需要和退出費用的創新，可以降低大企業的吸引力，並有利於更多數量的更小企業。在企業與市場之間，常常是一種合約形式的中間狀態得到採用，比如特許經營。特許經營是一種長期合約；粗略地說，合同指定了許多運作一盤生意的基本規則，但將臨時或獨特的問題留給在地的運營者自己決定。
我們將很快轉向可能是最重要的交易費用，度量價值的費用，也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
不過，在此之前，我們要指出的是，這些類型的交易費用，雖然最開始是在市場的語境下被研究的，但並不僅僅在市場或者嵌入市場的制度中存在。它們會出現在根據一組規則（或者習慣）而轉移物品或給予服務的任何時候，不論這些規則是簡是繁。這些費用不僅提供了一種基礎來比較非市場的的制度，和市場外的制度（比如向市場供貨的企業），也會發生在許多其它制度中，包括我們通常不認為是經濟制度的制度。比如說，古代的繼承製、婚姻、朝貢、徵稅，以及侵權法，都是財富轉移的重要部分。所有這些也都受制於上面列出的主要交易費用 —— 也包括作為本文主題的價值度量費用。
價值度量
價值度量問題是非常廣泛的。它出現在所有交易系統中 —— 互惠互利、以物易物、貨幣（中文譯本）、信用、僱傭，以及市場買賣中。它在敲詐、徵稅、朝貢，以及司法懲罰的設定中，都很重要。甚至動物的互惠互利行為也離不開它。想想交換好處的猴子們 —— 比如用一些水果來換取背部抓癢。互相抓癢可以去除自己看不見或者夠不著的蜱蟲和跳蚤。但多長時間的抓癢交換多少水果，才算是雙方都認為 “公平” 的互惠互利呢（換句話說，才不算欺詐呢）？二十分鐘的抓癢價值一個還是兩個水果？水果是多大一個的呢？而且，二十分鐘到底是多長時間？在某些情況下，這相對容易解決的，比如吸血蝙蝠之間的血液延遲交換。這些蝙蝠在完成狩獵任務之後，要麼會吃得太飽，要麼就簡直要餓死。吃得太飽的蝙蝠可以吐出一些血來喂那些還沒吃到的。感恩的接受者可以記得這份好處，並在未來位置對調的狩獵中償還。而且，實際上，一定程度的互惠互利會發生在吸血蝙蝠中，甚至是非親屬之間。
然而，哪怕是這個以血換血的簡單情形，也比看上去要複雜許多。這些蝙蝠怎麼估計自己得到的血的價值？它們會以重量、體積、口味、飽腹感，或是其它東西來估計恩情的價值嗎？同樣地，哪怕是猴子之間的 “你幫我抓背，我幫你抓” 簡單交換，也有價值度量問題。
對動物來說，在絕大部分可能的交換中都無法克服這個度量問題。甚至於，記住長相併將長相與恩情關聯起來，只是更簡單的問題；雙方在一開始對一份恩情的價值估計以充分的準確性達成一致的能力，可能才是動物間互惠互利的主要障礙。
這可能也是人際交換的最主要障礙。許多類型的交換，可能遠遠多於絕大部分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因為參與的一方或雙方無法估計交易的價值而變得不可行。絕大部分今天可以成型的市場，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不存在的，很大原因就是潛在的市場參與者無法度量價值：估計交易對他們自己的價值，然後使用這種估計來發現並同意一種共同的客觀度量手段。價值的度量曾經是，現在也是許多跟市場相關的經濟制度的發育中的重要問題。在下文中我們會看到，會計，對於大型公司和現代徵稅系統的產生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以表象來確定一個產品的價值必然是不全面的，而且代價高昂。比如說，購物者可以看到一種蘋果是鮮豔的紅色。這可能跟它的味道（也就是一般來說購物者真正想要從蘋果中得到的好處）有相關性，但很難說完全一致。蘋果的外觀並不是一種完整的指標 —— 有時候一個蘋果表面看起來光鮮亮麗，裡面卻有爛點。我們將間接的度量手段 —— 比如光澤、紅色、重量 —— 稱為 “代理指標”。實際上，所有的度量手段，除了理想市場中的價格，都是代理指標 —— 真正的價值是主觀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不會明說的。
這樣的觀察也有代價。你可能要花一些時間來挑出最亮、最紅的蘋果，而且與此同時，你可能會磕碰別的蘋果。賣家可能會因此給蘋果打上一層臘，然後反過來又變成買家的麻煩，因為他可能被臘欺騙，而且還要把臘吃下去。有時候，這些度量費用僅僅來自於誠實溝通的不完美。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比如給蘋果打蠟的事，這些費用是因為理性自利的參與者在可以觀察的事項上出花招。
度量是制度的關鍵部分 —— 比如拍賣、合約、會計系統、法律侵害規則、徵稅規則，等等 —— 它們讓參與者之間的激勵趨於一致；在參與這些制度以前，這些參與者的激勵是不相容的。我們可以將度量問題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挑選現象和即將用來度量的單位；第二部分，在度量這些屬性時，儘可能減少激勵不一致的參與者對度量過程的干擾。
代價的度量通常比價值的度量要客觀得多。因此，最常用的代理指標就是各種各樣的代價。案例包括：
a. 以工作時間 而不是產出的數量（計件）或其它可能的指標來支付工資。時間度量的是犧牲，也即員工所放棄的機會成本。
b. 會計師為資產記錄和報告的絕大部分數字都是成本，而不是賣出資產時有望獲得的市場價格（可以回收的貨幣）。
d. 非法定的貨幣和收藏品主要是因為它們的稀缺性 —— 也就是它們的替換成本 —— 而獲得了價值。
現在，我們來看一組尤為困難的度量問題 —— 徵稅者所面臨的問題。稅收是一種最受牴觸的經濟關係 —— 參與者的激勵衝突是最嚴重的 —— 因此參與者之間的度量遊戲呈現出了最嚴峻的形式。
徵稅者問題
徵稅是政府中效率最高的部門。其效率甚至堪比許多私營機構。
從許多納稅人的角度看，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因為徵稅者拿走的都是我們自己知道該怎麼花的錢（謝謝您哪！），而且常常把這些錢花在完全是鋪張浪費的地方。而且，他們採用的規則常常看起來是非常武斷的。稅收規則常常很複雜，卻從不考慮那些對我們的收入非常重要、使我們有別於其他納稅人的事件。
收上去的稅如何花掉了，不在我們上述效率觀點（徵稅工作很罕見地高效）的討論範圍內。只有徵稅過程本身，以及收稅的規則，是我們要說的。本文將用兩個證據來證明收稅規則的效率：
- 首先，我們將證明，為什麼徵稅者有激勵變得高效（以及在這個語境下，“高效” 究竟是什麼意思）
- 其次，我們要研究創造徵稅規則的問題，並看到度量價值的難題如何浮出水面。稅收規則通過聰明的、常常極為隱秘的方式解決了價值度量問題，就像在私營機構和法律部門中發展出來的解決方案。通常（因為，比如說，有了會計），徵稅者也會使用私營企業中用來度量價值的解決方案（比如，股份制公司中的缺席投資人管理關係，absentee invest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正是這些非常困難以及反直覺的取捨抉擇中，以及貫徹這些取捨的一系列問詢、審計和集體行動中，徵稅者高效地優化了自己的收入，即使花錢的結果在納稅人看來是非常浪費的。
在獲得收入這樣能夠讓政府的所有相關部門都受益的任務中，稅務部門的激勵跟政府的其他分支是一致的。相比稅收機構，沒有任何一種組織能夠以更少的開支獲得更多的收入。當然，他們可以動用強迫，但他們也必須克服跟會計系統的其他用戶（比如大公司的股東）相同的度量問題。所以，並不令人意外的是，稅務部門有時候是價值度量技術的先驅，而且常常是第一個將它們大規模運用的。
就像其他類型的審計師一樣，稅務員的度量問題也比看起來更困難。投資經理 Terry Coxon 有很好的介紹 【6】。糟糕的，或者說不準確的度量，將讓一些行業能夠低報自己的收入，同時迫使其他人為自己並不擁有的輸入支付繳納稅款。Coxon 說明了結果：受到傷害的行業可能會萎縮；低報收入的行業則繳納了比應該繳納的更少的稅收。在兩種情況下，稅務機構都只拿到了比適用更好規則的情況下更少的收入。
這是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 在特定行業的命運中的運用。拉弗曲線由聰明的經濟學家 Arthur Laffer 提出；在這條曲線上，隨著稅率上升，收入會增加；但是，由於越來越多的躲避，以及逃離被徵稅的活動的激勵，收入增加的速度會日漸慢於稅率上升的速度。在特定的稅率上，因為這些原因，稅收收入達到最大值。將稅率提高到拉弗最優水平之上，會產生更低（而不是更高）的政府收入。諷刺的是，拉弗曲線被用於支持低稅率，但它本身是一種最大化政府收入的徵稅理論，而不是最大化社會福利或者儘可能滿足個體偏好的稅收理論。
從更廣的視野看，拉弗曲線可能是關於政治史最重要的經濟規律。Adams 【1】 用它來解釋帝國的興起和衰落。最成功的政府一直都遵循了自身激勵的潛在指導 —— 既包括他們對收入的短期慾望，也包括他們相比於其他政府的長期成功，根據拉弗曲線來儘可能獲取收入。那些讓納稅人負擔過重的政府，比如蘇聯和晚期的羅馬帝國，最終都淪落為歷史的垃圾堆，而收入低於最優水平的政府常常會被國庫更充足的鄰居政府。在歷史上，民主制政府常常通過更加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征服府庫空虛的國家）來維持高稅收收入。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稅收收入遠遠高於外部威脅的國家，以至於可以在非軍事領域鋪張浪費。他們的稅收制度比以往大部分類型的政府都要更接近拉弗最優水平。（此外，他們的奢侈也可能是因為核武器在震懾威脅上的效率，而不是因為民主制政府在提高稅收收入上有更強的激勵。）
應用拉弗曲線來研究稅收規則對不同行業的相對影響，我們得出結論：儘可能增加稅收收入的願望，導致徵稅者希望準確地度量作為稅基的收入和財富。度量價值對於確定納稅人有無逃避稅收以及逃離被徵稅活動的動機極為關鍵。為此，納稅人可以（也真的）使用許多方式來干擾這些度量。比如說，絕大部分避稅計劃都基於納稅人儘可能少報價值，同時儘可能增加實際的、歸屬於其私人的價值。徵稅活動裡面也有激勵不兼容的度量遊戲，跟 僱主-僱員、投資人-經理、店家-顧客 之間的遊戲類似，但嚴峻得多。原告與被告（或者被法律判處有罪的一方）也類似。
與會計規則、侵權法以及合同條款一樣，徵稅規則的選取也涉及犧牲複雜性（或者更廣義地說，度量的代價）來獲得更準確的價值度量。而且最糟糕的是，跟其它規則制定問題一樣，規則的挑選最終也會回到價值的主觀度量。因此，出現了大量稅收條款不公平或者可以規避的案例。因為徵稅者沒有讀心術，稅收規則和判定都必然轉化成對 “合理的” 或者說 “一般人” 在這種情況下的偏好的主觀價值判斷。Coxon 提供了下列例子。設想我們想要儘可能優化個人所得稅規則，以儘可能準確地度量收入。我們可能會從這樣的分析開始：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一個人為了獲得薪水，總是會發生一些成本和之處。他上下班要付出交通費。他可能會買一些如果不是做這份工作就不會買的衣服，或者為了工作而在外就餐。而且他可能已經花了幾千美元來獲得這份工作所要求的技能和知識。
理想情況下，度量其收入的準確規則應該以某種方式，將這些開銷全都考慮在內。這套規則應該扣除交通費（除非他喜歡清早和傍晚在鎮上游蕩）。還應該扣除體面衣服的成本（就是說，扣除他做了和沒做這份工作時，在衣服支出上的差額）。還要扣減在外就餐和在家吃飯的價格差異（除非他總是在外面吃飯）。而且，每一年，這套理想規則都要扣減掉其教育費用的一部分（除非他在學校裡晚期沒學到任何有用的東西，或者他從中獲得的快樂已足以彌補這些費用）。
因為複雜性也要有個限度，而且
因為稅務官沒有讀心術，所以政府讓他們依循一些武斷的規則：交通費不能扣除，工作場合之外也能穿的衣服不能扣除，不是 “商業應酬” 的午飯不能扣除，獲取工作技能的代價也不能扣除（雖然可以扣除提升你的技能的代價）。
最終的規則常常看起來是武斷的，但實際上不是。這是通常不明顯但很聰明的取捨，要在更準確的度量（也意味著更多的度量費用）與從中獲得的額外收入間取得平衡。然而，這樣的價值度量問題不是徵稅所獨有的。在評估合同法和侵權法中的侵害時，在指定行政法和刑法中的罰金時，都涉及此類問題。在合同、會計和其它工具中出現的許多私人部門規則，也擁有這樣的效果：使用隱秘的度量工具，並且，在細緻的考察中被證明是對近乎無解的問題的聰明解決方案（沒有用到讀心術，也沒有帶來覆蓋所有情形的不可接受的複雜性）。這樣的度量問題發生在每一種經濟系統和關係中。人類文明發展出來的最好解決方案，在絕大部分制度中也只能說是聰明，遠遠談不上完美。這裡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是，嘗試提升這些度量的失敗社會實驗，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拉弗曲線和度量費用也可以用來分析不同稅收方案對政府的相對好處。比如說，在工業革命以前，所得稅是無法徵收的。絕大部分稅收都是根據賣出的商品的價格，或者對財富的多種特殊度量，比如房子的正面面積。（這種度量遊戲導致，你現在依然能在一些歐洲城市，比如阿姆斯特丹，找到很高、很深但很狹窄的房子。這些房子的樓梯非常窄，以至於普通的傢俱都得使用一個小型起重機通過窗戶進出；起重機本身就是這類房屋的一個共同特徵。）
- 稅收扭曲了荷蘭的經濟 —— 沒錯，就是字面意義上的 “扭曲”。阿姆斯特丹的這些房子建於 17 世紀和 18 世紀，通常都使用這種狹窄的旋轉樓梯。傢俱和其它大物件都得通過頂樓窗戶之上的小型起重機搬進去。 -
在工業革命以前，收入是非常私密的事情。然而，從 19 世紀的英國開始，大工廠在經濟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廣義地說，大工廠和股份制公司，是因為兩階段的會計技術進步而成為可能的。第一階段是複式記賬法，是在 14 世紀的意大利為了相互貿易的銀行和 “超級公司” 而發展出來的。第二個階段是會計和報表技術，是為了荷蘭和英國的更大規模的股份制公司而發展出來的；這些公司的起點是 17 世紀的硬度。會計讓 管理人-企業所有者 可以追蹤僱員，並且，（在第二階段），讓非管理人的所有者可以追蹤管理人。這些會計技術，以及工人的識字能力和算數能力的提高，給徵稅者提供了新的方法來度量價值。一旦這些更大的公司佔據了一個司法轄區內的價值交易的足夠大比重，政府利用這些度量技術就成了理性選擇，而且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 —— 結果就是有史以來最有利可圖的稅收方案，所得稅。
雖然這些上市企業的投資人和管理人的激勵不像徵稅者和納稅人那樣衝突得那麼厲害，在度量上耍花招的激勵依舊十分強勁。我們來看看，工業革命之後，投資人所面臨的挑戰 —— 管理人的會計遊戲。
財務報表上的無形資產
在今天的商業中，無形資產 —— 比如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商標、人力資源，等等 —— 已經成了比遊行資產更有價值的部分。廣義來說是商業，狹義來說是會計，使用成本作為價值的代理指標是常見做法。實際上，雖然一項資產的實際經濟價值是預期未來現金流收入的折現價值，絕大部分資產都是基於其生產成本（而不是預期未來現金流）而被分配一個價值數字的。
這一般來說是有用的，因為（a）成本數據通常有可驗證的時間，這些事件可以簽名和審計，而對現金流的預測則更多隻是對未來的猜測；（b）在大部分請胯下，我們預期管理人的行為是理性的，只會在他們預計（平均而言）可以獲得更大回報的地方花錢；（c）財務報表的專業讀者已經從經驗中知道了管理人可以玩什麼花招（他們會玩花招是因為他們的激勵與其他股東不同），可以發現管理人不理性決策的信號（例如，對特定的資產超額投資，或投資不足）。
因此，有經驗的讀者在看財務報表時，從來不會過分拘泥於有形資產的會計數字、孤立地看待它們。實際上，有形資產的這種表面上的清楚特性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誤導。有經驗的審計師知道絕大部分會計數字代表的都是成本而非價值，並且會運用自己對行業的知識來確定這些成本可以多好地反映出其價值。比如說，一個天真的讀者只會看當前資產的面值，而有經驗的讀者則會尋找存貨或者應收賬款的異常增長之類的情況。財務報表的實際作用是基於充分驗證的事實，為分析師提供線索，而不是給那些希望給一家公司估值的人提供自我安慰的最終答案。
一些反對將無形資產納入資產負債表的意見是無效的。比如說，有人認為企業內部生成的無形資產無法估價，因為它們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然而，獨特的工業投資和存貨也常常是一樣的情況。我們已經發展出了例如個別計價法（specific identification）這樣的方法來評估內部生成的資產，那麼也可以應用到內部生成的無形資產上。分攤多種無形資產的共同生產成本（比如用在兩個不同軟件中的一個軟件庫）可以基於有形資產成本攤銷的長期經驗。
另一種更加有效的反對意見是，無形資產的實際價值，也就是其預期現金流收入，比絕大部分有形資產都要不確定得多。因此，以成本來映射價值也會不確定。只有在多種投資的聚合包上，這樣的映射才能獲得更高的確定性。然而，一些有形資產的價值也是很不確定的，也被基於生產成本分配了價值數字。理性的管理者會考慮這些風險，給自己的初始投資的價值打折扣。無形資產也可以這樣做。有經驗的讀者會知道什麼時候要預期高不確定性。通常，他們會要求具體投資的管理部門提供進一步的細節。為無形資產提供更多細節是非常明智的，後面我還會回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出於會計或者說財務報表的目的，許多人提出的對無形資產的度量措施是站不住腳的。比如說，許多度量措施據說與預期現金流收入有關（比如，統計網站的點擊次數、客戶留存率，等等，以估計一個品牌的價值）。在資產負債表中可以使用時間預期價值而非生產成本的唯一情形是，這項資產現在就可以在一個公開的高效競爭市場中得到定價。（比如說，公開出售的商品的存貨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估計價值。）否則，使用成本（實際的支出事件）會好得多，然後，就讓財務報表的資深讀者來妥善地解釋這些數字。
以下是對特定類型的無形資產的具體評論和提議：
專利和版權
在所有發達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公司都可以擁有這些法律權利。版權（copyright）的定義是非常明確的，但在一些情況下，公司和國家也很難實際控制。專利（patent）的定義可能非常模糊，所以不確定會不會喪失對實際技術的權利。不過，可能管理人會考慮這些風險，然後給他們的初始投資打折。因此，如果成本可以在特定的專利和著作權之間分攤，成本就構成了這些專利和版權資產的價值的代理指標。這非常類似於對未來現金流高度不確定的有形資產使用成本數值，然後讓有經驗的讀者來解釋最終的數字。
品牌
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公司都對自己的商標擁有法律權利。公司們可以進一步控制人們的感覺，只要他們的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會影響人們的感覺。一些大品牌的名字表現出了非常持久的價值，雖然價值較低的很有可能被遺忘。我們可以將當前對有形資產的投資、維護和貶值的會計處理複製到對品牌的投資和維護中，同時，隨著時間推移，消費者也會傾向於忘記沒有得到維護的品牌。
人力資源
僱員並不是公司的財產，但勞動力市場不是完全同質的，有一些粘性。實際上，這些粘性可以通過公司的人員流動率來度量。流動率是一個非常容易審計的數字，也許提供了給一項由僱傭和訓練的成本決定的資產折舊的絕佳方法。
對無形資產的最終評論
除非股東們在特定類型的無形資產投資上獲得了長期經驗，否則，終將難以判斷哪一項成本是理性的、能夠滿足股東利益。不過，大量的報表實驗，對於更準確地向股東報告資產的價值非常關鍵（雖然絕大部分都會失敗）。解讀滿是無形資產的財務報表是有經驗的分析師的工作，非業餘讀者所能勝任。對於專家來說，越多信息越好 —— 對於支出的詳細記錄，以及它們在無形資產之間的攤銷，對有經驗的股東來說比彙總後的記錄更重要。這樣的詳細記錄應該向股東出示，儘管在保密上可能產生異議。只有對這些細節的長期經驗才能教會股東是否以及如何評估包含無形資產的彙總資料。
結論
對價值的度量是人類文明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天才和微妙的解決方案 —— 從市場到貨幣，從計時工資到成本會計 —— 都是從動物到文明的最重要步驟中的一部分。從歷史上來，對一種價值度量問題的解決方案（比如大企業中使用的會計）也讓其它制度成為可能（例如所得稅，必須首先解決同樣的問題，才能跟其它稅種競爭）。現在，隨著我們走出了有形工業品主導經濟的時代，無形資產會計可能成了最重要的價值度量問題。
參考文獻
（還在構造中）
- Adams, Charles, For Good and Evil: The Impact of Taxes on Civilization
- Barzel, Yoram, 1982. “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 no 1:27-48
- Cheung, Steven N.S., 1969. A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ung, Steven N.S.,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no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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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xon, T., 1996 Keep What You Earn, Times Business/Random House
- Hayek, F.,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 Williamson, Oliver,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