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瀚明
上週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美聯儲如期又降息了25個基點，二是中美貿易戰又停戰了一年。
對於美國現在的國債規模（本金38萬億美元，每年利息支出大約1.2萬億美元）而言，這次降息以後，預計每年可以省下950億美元的國債利息支出。950億美元相當於什麼概念呢？2025年到今天（按10個月算），美國政府收上來的關稅收入是1950億美元。換言之，鮑威爾今年講兩句（分兩次降低25個基點），就把特朗普總統今年上任以來在稅費上的所有折騰（關稅、301船舶噸位稅等各種事情）全搞定了。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任何稅負都有納稅人（負責直接履行繳納義務的人）和負稅人（經過市場交易以後，實際承擔稅負的人）的分別。例如，關稅的徵稅行為是跨境商品買賣，名義納稅人是進口商，但是進口商可以通過價格談判，或多或少地把稅負轉嫁給出口商（或者說，進口商在零售端加價，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同理，301船舶噸位稅的徵稅行為是運輸，名義納稅人是海運公司，但同理海運公司可以通過談判把稅負轉嫁給貨主。
因此，特朗普之前有一定空間混淆視聽，甚至包括提出和國稅局（“內部收入署”）對應的“外部收入署”來說“關稅不是稅”。但是，由於實際行業非常複雜，這些稅收的徵收有相當大的空間。
我們以301船舶噸位稅舉一個例子。美國說和中國有關的船舶停靠美國港口要收稅。但是，沒有船東會無端端把一艘中國船舶停靠在美國的港口——這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則。換言之，中國船舶停靠美國港口，是中美貿易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很少有事情只能以一種手段辦成——中美貿易也是一樣。降低關稅的方法，我們聊過很多次，此不贅述；單就301船舶噸位稅而言，現在的船運公司，普遍以港澳臺、日本、韓國、越南、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的港口作為中轉點進行運輸；前後可以採用駁船、鐵路、公路等方式，非常多樣。如中國船舶執行，可從內地運到加拿大溫哥華或墨西哥蒂華納後，走鐵路或者經駁船進入美國；如美國船舶執行，可用卡車、駁船將貨物從深圳運到香港，再從香港起錨出發。至於用中美兩國以外國家的船舶等方法，那就更加豐富了。這就使得301船舶噸位稅的收取和執行，不可避免會打些折扣——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嘛！
同時，稅費的徵收也會帶來一些新問題。在任何關稅高昂的國家，海關官員的腐敗都很嚴重，這是非常顯然的——如果給海關官員10%能解決問題，我為什麼要給國家20%乃至30%呢？因此，如果要徵收關稅，標準一定要清晰透明，才能杜絕暗箱操作。例如，對大宗商品徵收關稅，就比對普通商品徵收清廉——大宗商品價格一般相對公開透明，海關官員按圖索驥就可以，沒有什麼自由發揮的空間。反過來，海關官員自由發揮的空間越大，也就更容易滋生腐敗。
事實上，由於商品包羅萬象，關稅的核定、徵收相對於個人所得稅等非常困難。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主力稅收採用個人所得稅的原因——個人所得稅是對工資徵收，而工資是最為標準化的服務之一。這一次關稅等的繼續暫緩也是同理——美方發現這麼打下去並不划算。
當然，話分兩頭，我們繼續講回降息。與哼哧收關稅，還收不上來多少的苦命勁相比，降息顯然在降低美國的財政支出上要輕鬆得多。例如，在低利率時代的2021年，美國僅需要支付3520億美元國債利息；2024年，這一數字是8810億美元。中間差額的4000億美元，如果靠收關稅的話，每個美國人需要交1200美元——按10%關稅率計算，相當於12000美元的進口商品了。
由於美國是赤字預算國家，國債利率水平直接決定了美國財政能否維持。我們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於美聯儲而言，長期維持一個美國政府財政無法支持的高利率，導致最後形成一個付不起利息的“赤字堰塞湖”的話，最後政府預算通不過，美元勢必會面臨相當尷尬的境地，而美聯儲自身也會失去依託在美國和美元身上的話語權。最近兩個月，尤其在美國政府關門期間，以美元計價的黃金暴漲就是案例——不少投資者生怕美國財政頂不順，紛紛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手上有金心裡不慌了。
因此，美聯儲降息對於所有人都是好事——對特朗普而言這是解了燃眉之急，得以重新調整預算，將降低了的利息支出重新分配到醫保和社保上，爭取和民主黨達成協議重開政府大門；對市場而言，投資者也鬆了口氣，金價反而有所回落。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果國債利率一直保持在0左右的水平，那麼政府每個月實際上沒有多少利息支出，債臺可以無限高築。這個時候的經濟就會“日本化”——事實上，日本已經維持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很多年了。
但是，我在之前的文章當中說過，無論央行利率是高是低，老人家都很難獲得無抵押貸款——這是因為老人家沒有收入。目前針對老人家的貸款，本質上都是資產抵押貸款——並且是最終要回收抵押品的那種。同時，由於存款零利率，老人的儲蓄無法形成被動收入，在預期收入不斷增長的背景下，也沒有餘錢消費。
這使得日本在老齡化和零利率雙鬼拍門下，老人現金流嚴重受限，被迫節衣縮食，逐漸擴散成了日本的通貨緊縮。這使得日本國內需求嚴重不足，高度依賴出口。加之日本的製造轉移到中國等國，現在的日本社會，本質上已經是“觀光勝地”，是依靠“外國人服務外國人”的服務貿易出口立國，從中國、越南、菲律賓、尼泊爾等國招募低薪水勞動力（現在隨著國內經濟發展，中國人都已經越來越少了），服務中國和歐美的觀光客和投資定居者的國家。
美國其實也開始逐漸老齡化了——2024年統計顯示美國有6120萬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約18%（對比中國為15%、歐盟為22%、日本為30%）；如果考慮到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會使得年輕的移民更難來到美國，美國人口的老齡化速度在這四年很可能會更快。按剛剛的思路，在加息的時候，美國人還能出去瀟灑一把——2023年美國有1.61億本護照在流通，2025年增加到了1.83億本，航空公司的頭等艙、酒店套房、豪華郵輪這三年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但隨著降息，這種日子必然要逐漸開始熄火。
我們講完老齡化，我們還是講回貿易本身。日本的案例告訴我們，老齡化社會無力支持高額關稅——照顧老人佔據了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剩下的勞動力不足以生產社會所需的產品。此時，要麼引進外來勞動力，要麼促進外國產品進口。此時，如果加關稅，企業會僱傭更多外國勞動者，以本國產品替代外國產品；如果減關稅，企業則會在海外設廠，積極進口商品，兩者都可以促進本國商品生產，平抑物價。日本社會事實上採取了兩者：既積極引進勞動力，維持中小企業、出口企業正常經營，也將關稅降低到低水平，降低消費者整體負擔。
但是特朗普的高關稅、低移民兩大政策，由於都屬於限制進口的措施，事實上會相互疊加，雙鬼拍門。剛剛提到，由於進口商品關稅提高，本國商品價格也會相應提高到同一水平線；但是由於缺乏移民，本國企業無法擴大生產，最後導致市場商品缺乏而黑市化（這也是美國目前的情況）。這樣的背景下，不通貨膨脹那才是千古怪事。
但由於這種通貨膨脹並非由於貨幣過多而導致，加息回收貨幣對此的作用顯然有限——但反過來會導致政府財政壓力大增。因此，進口和移民只能減一個，而且必須同時疊加低利率，才能控制住局面。
目前看來，相對關稅而言，特朗普更在意移民問題——畢竟和遠在太平洋對岸的人相比，本國的人處理起來要複雜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