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正要律師
前言
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普及，虛擬貨幣交易已從極客圈子走向了大眾視野。然而，這伴隨而來的不僅僅有財富神話，還有日益嚴峻的法律風險。在涉幣類刑事案件中，最高頻罪名莫過於「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簡稱「掩隱罪」）。
在辦案一線，作者經常聽到當事人、甚至其家屬最本能的辯解：「我真的不知道那些錢是違法的！」、「我就是幫朋友轉個賬，賺點手續費，我對其他的毫不知情」、「我就是在交易所正常賣幣，對方錢是否不乾淨，我怎麼會知道？」
「不知情」，聽起來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畢竟，「不知者無罪」是我們比較樸素的社會觀念。具體到我國刑法中，它也是「主觀惡性」法律的體現。但在司法實踐中，「不知情」這三個字真是「免死金牌」嗎？
答案比大多數人的想象要殘酷得多。在虛擬貨幣案件的司法認定中，「不知情」往往不是看你「說了什麼」，而是看你具體「做了什麼」。作者將結合法律規定與實務經驗，深度剖析虛擬貨幣案件中「主觀明知」的認定邏輯。
在刑法理論中，構成犯罪通常需要主觀認知與客觀行為的統一。對於涉幣類犯罪，無論是幫信罪還是掩隱罪，其核心構成要件都要求行為人：「明知」上游資金是犯罪所得或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還為他人提供幫助。
不過在這裡，法律意義上的「明知」，並不等同於當事人口供中的「確知」。
（一）「明知」的兩種形態
簡單來說，在法律評價體系中，「明知」包含兩個層面：
第一，確定故意。也就是明確知道對方是詐騙犯、賭博網站或者貪汙所得，依然提供 USDT 兌換或轉賬等服務。這種情況證據確鑿，辯無可辯。
第二，概括故意。也是我們常說的「應當知道」。行為人雖然沒有確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體類型（是詐騙還是賭博，或者是職務犯罪所得），但根據其認知能力、交易行為的反常程度，應當認識到資金來源非法，卻仍然放任這種結果發生。
（二）司法解釋中的「推定明知」
從司法者的角度看，為了破解「嫌疑人只要不承認就無法定罪」的困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被稱為「兩高」）出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釋，確立了「以客觀推斷主觀」的原則。
例如，在 2019 年發佈的《關於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認定行為人具有「明知」時，可以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交易價格明顯異常的；
採用某種特定加密通訊軟件逃避監管的；
頻繁使用多個銀行賬戶、支付賬戶進行資金流轉的；
拒不提供真實身份驗證的。
在虛擬貨幣領域，這意味司法機關不需要拿到你「承認自己知道」的口供。只要你的客觀行為模式符合洗錢犯罪的特徵，哪怕你把「我不知道」喊破喉嚨，法律依然會推定你「明知」。
在司法實務中，辯護律師和當事人的博弈往往集中在：如何打斷司法機關的「推定明知」鏈條。簡單的一句「不知情」毫無力度，只有提供客觀證據證明自己「確實履行了合理的注意義務」或「確實被矇蔽」，才有可能實現免責。
（一）為什麼你的「不知情」不被採信？
如果你的行為中包含以下「紅線」特徵，堅持「不知情」幾乎 100%可能會被司法機關認定為狡辯，從而被定罪量刑：
首先，違背市場規律的「高利誘惑」。
比如， 正常的 USDT 搬磚利潤極薄。如果有人給你高於市場價幾分甚至幾毛的利潤，或者讓你一天賺取幾千上萬的「跑分費」，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應當意識到這背後必有貓膩。結論就是，貪圖高額非正常收益，是認定主觀明知最直接的依據。
其次，行為表現「鬼鬼祟祟」。
比如：使用小眾通訊軟件，交易雙方不在微信、支付寶溝通，而是專門下載 Telegram（飛機、電報）、蝙蝠等具有閱後即焚功能的軟件，且聊天內容涉及「測卡」、「U 商」、「下發」等行業黑話。
或者規避KYC（身份認證）審核。在交易時不核實對方身份，或者明知對方使用他人賬戶轉賬（非同名轉賬）而默許。
最後，交易習慣的「明顯異常」。
常見高風險動作有：1. 資金快進快出，不留餘額；2. 專門去銀行辦理多張卡片，或者向他人收購銀行卡、U 盾用於交易；2. 在銀行卡被凍結後，不僅不停止交易，反而嘗試解凍或換卡繼續操作等等行為。
在上述情況下，所謂的「不知情」會被認定為「以不知情之名，行故意犯罪之實」的「以此推彼」。
（二）怎樣的「不知情」才可能真正免責？
「推定明知」並非不可推翻。在個案中，如果當事人能夠證明自己已經盡到了普通人應有的審慎義務，那麼「不知情」就是真實有效的辯護理由。以下情況在實務中有較大的出罪或不起訴空間，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嚴格的KYC審核記錄。
如果你是OTC 商家，能拿出完整的聊天記錄，證明你要求對方提供了身份證、銀行流水，並且進行了視頻驗證、風險自擔的承諾等。對方提供的資料在形式上看起來是非常真實的（哪怕後來證明是 P 圖，但只要 P 得夠真，能騙過普通人），那麼你原則上就沒有主觀過錯。
這裡的核心邏輯是：「我查了，他騙了我，我是受害者，不是同謀。」
第二，交易場所與價格的正當性。
如果交易發生在幣安、OKX 等頭部正規交易所，而非私下的野雞平臺或純線下現金交易。交易價格嚴格貼合當天的市場匯率，當事人沒有貪圖任何額外的溢價。那麼對當事人來說，也是一種「利好」行為。
第三，被矇蔽的具體情境。
比如，「殺豬盤」受害者轉化：有些人先是被騙去投資理財，在提現時被騙子利用，騙子聲稱「公司財務轉賬」，實則是把詐騙款轉入其賬戶讓其買幣。這種情況下，當事人本身是詐騙受害者，且有聊天記錄佐證其被洗腦的過程，極大概率可以免責。
又如，較為合理的信賴關係：比如親戚、現實中好友請求幫忙，且理由在常理之中（如額度限制等），在沒有明顯異常利益輸送的情況下，偶爾一次的幫忙行為，較難認定為主觀明知。
回到標題的問題：「不知情」在虛擬貨幣案件中，真的能免責嗎？
劉律的結論是：口頭上的「不知情」一文不值，證據支撐下的「無過錯」才是關鍵。
刑法打擊的是「明知故犯」，但也不會放過「裝睡的人」。隨著「斷卡行動」的深入和反洗錢力度的加大，參與虛擬貨幣交易的朋友必須明白，法律對「主觀明知」的認定標準已經不僅限於口供，而是全方位的客觀行為畫像。
對於身處幣圈的交易者，劉律想給出最後一條建議：不要用「無知」來挑戰司法的「鐵血無情」。如果當你：
為了千分之幾的利差，選擇忽視對方資金來源的疑點時，or 為了方便，同意在加密聊天軟件裡進行私密交易時，or 看到銀行卡被止付，卻換張卡繼續操作時、、、
你很可能就已經把自己置於了刑法的射程之內。真正的免責，不源於事後的辯解，而源於事前的合規與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