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介紹了作者在利物浦國家美術館的數字民主化實踐和實踐背後的迷思。一方面，數字化技術讓更多參觀者有了網上訪問展品的機會，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的參與真的改變了博物館和展品間，參觀者和展品間的傳統權力關係嗎？去中心化導致的帶來的資料儲存問題，以及對展品擁有權如何進行再分配，似乎成為了博物館的數字民主化實踐中亟待解答的下一個問題。
Frances Liddell 正在思考怎樣讓文化機構利用 NFT 和區塊鏈技術變得更具吸引力。
資料來源：JMW Turner，《 Criccieth 城堡》，北威爾士，約1836年，Robert Wylie Lloyd 遺贈，由 LaCollection 和大英博物館託管人提供。
據資料顯示，數字技術為文化遺產和博物館藏品的民主化提供了機會。Web2 的思想——圍繞著開放和參與的觀念也助長了這種想法，並鼓勵文化機構讓它們的藏品變得可以被線上訪問。因此，數字技術拓展了藏品的可訪問途徑。
後結構主義思想推動了西方博物館實踐的正規化轉移，而這些正規化轉移推動了博物館民主化的概念。諸如 Eilean Hooper-Greenhill 的“後博物館”等術語有助於培養博物館作為流動實體的形象。在“後博物館”中，藏品由博物館與不同社群和文化間的不同關係構成。這突出了另一種形式的民主化，即機構打破了對文物的單一解釋，取而代之的是意在探索如何通過物體傳達不同觀點的具有不同層級的理解。
通過讓數字藏品被理解為捕捉此類不同關係和探索新的參與途徑的一種方式，數字技術提供了實施這一民主化程序的手段。這些手段可能表現為數字化敘事，比如薩摩亞博物館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之間的 Museums Connect 項目，也可能表現為數字交換和討論，就像大英博物館提供的 Talking Objects Collective 項目那樣。
JMW Turner，《羅馬鬥獸場》，1820 年，由 Robert Wylie Lloyd 遺贈，由 LaCollection 和大英博物館託管人提供。
Web3 也可能可以為關於民主化的討論提供一個有趣的視角。特別是 NFT ，它們根植於去中心化所有權的理念之中。使用 NFT 時，使用者通常在被視為「後所有權 」的經濟中 “ 重獲 ” 數字所有權 。但是，這種去中心化所有權的理念對博物館的民主化實踐有什麼建設性意義嗎？
如果“民主化”要求讓大眾可以更多地接觸到藏品，數字技術可能會擴大不同受眾對藏品的訪問。同時 NFT，作為一種可以被擁有的存在，為這種新的數字訪問形式增加了價值。
在 “後博物館” 的語境下，民主化包括將數字化作為工具，探索藏品中呈現的歷史和文化中被邊緣化的聲音，從而確保更廣泛的代表性。我與利物浦國家博物館（NML）的博士研究 結合了這些想法，通過探索象徵在藏品上的不同觀點，探索 NFT 如何在觀眾和社群參與實踐中使用。我們與一組參與者合作，共同開發了一個名為“ Crypto-Connections “的線上展覽，探索我們與博物館文物的個人關係。作為項目的一部分，這些物品的 NFT 被鑄造，並贈送給每個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NFT 就像收藏品的可以被永久擁有的個人版本。
我在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的工作是一個實驗性項目。它更廣泛地考慮了使用 NFT 來參與「共享權威」，或者共享對意義創造和解釋過程的控制權的想法。在我的分析中，我發現這個想法確實有一定的價值，但NFT的所有權也揭示了一些潛在的權力要素，這些權力要素通常存在於博物館的合作中。
JMW Turner，《約翰尼斯堡，1817 年，由 Robert Wylie Lloyd 遺贈，LaCollection 和大英博物館託管人提供。
舉個例子，NFT 代表個人觀點的想法賦予這些象徵物以個人意義和價值。在我與參與者的對話中，我發現他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個有價值的過程。然而，其他人對 NFT 的未來使用價值提出了質疑。除了它們所代表的觀展體驗，擁有這個 NFT 的意義是什麼？
如此一來，象徵意義作為使用價值的問題就出現了。NFT 有受到「象徵主義」影響的風險。這個術語派生自 Sherry Arnstein 的研究。她用“參與度之梯”來解釋公民在項目中參與度的不同等級。這座梯子有八個梯級，一端是「公民控制」——參與者對項目擁有較大的控制權，另一端是「非參與」，參與者被剝奪了權利。
「象徵主義 」 處於參與度之梯的中間。它描述了這樣一種狀況：參與者有發言權，但他們往往 「沒有權力讓他們的聲音得到重視」。換句話說，「象徵主義」 代表了一種象徵性的權力姿態，而缺乏對項目的實際控制能力。從這個角度看， NFT成為了一種為人們提供“他們是項目的合作伙伴” 的錯覺的途徑。而象徵本身只提供一種民主化的幻覺。
類似的，NFT 提供了看似去中心化的所有權。博物館將他們物件徵的控制權交給了參與者。但在審視 NFT 的結構時，我們也許會詰問控制權是否真的被讓出了，又或者，NFT 是否只是為了加強歷史和文化機構中的現有的權力要素。具體來說，我在思考影象檔案本身——它被儲存在哪裡，誰在維護和控制這種儲存。
JMW Turner，《 Messieurs les Voyageurs 自義大利歸來時在塔拉山的雪堆裡》- 1829 年 1 月 22 日，1829 年，由羅伯特-懷利-勞埃德遺贈，由 LaCollection 和大英博物館託管人提供。
在我的項目中，利物浦國家博物館在其伺服器上維護與 NFT 相連線的檔案，這意味著資訊的儲存是集中化的。其助長了“保持的同時分發”的悖論。這個術語來源於人類學家 Annette Weiner 的著作，Haidy Geismar 用它來解釋博物館和源社群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這種不平等關係在智慧財產權方面顯得尤為明顯，在數字內容流通的過程中，智慧財產權的所有權往往集中於機構。Haidy Geismar 認為，這創造了了一種在「保持 」所有權的同時“分發”數字內容的不平等的上下級結構，這一不平等結構創造了民主化的表象，但缺乏任何有意義的價值，因為該項目並沒有改變機構的固有結構。如果 NFT 被分發而檔案仍在博物館的伺服器上，那麼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在 NFT 中也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使用去中心化的儲存系統，比如 IPFS 也有創造不平等流動的風險。這種做法將一個檔案以分散式儲存的方式儲存在網路上，但需要考慮誰來支付維護該儲存的費用的問題。作為保管機構，博物館很可能在未來承擔起維護儲存的角色，但重要的是，這種儲存形式不會被用作未來博物館對儲存內容進行控制的籌碼。
透明度和其意義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極其重要的。儘管細微的差別對建立支撐數字「民主化 」的真正的權力關係是必須的。事實上，我們不能假設數字實踐將以某種方式調和共享的權力流動。這一點在 Web2 的意識形態中更加明顯，它通過在原則上允許 「訪問 」而未能批判性地參與機構共享的問題，助長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到目前為止，Web3 一直在堅持這種做法，想當然地認為更高程度的去中心化已經賦予了這個領域真正的民主。在西方博物館的語境下，Web3 的理念作為一種解放性正規化，它無視了文化機構間深刻的政治和歷史關聯。而這些關聯是如此的緊密，不管哪種網際網路正規化都無法輕易撼動。這些由博物館開發的 NFT 往往被殖民主義的收藏曆史和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所籠罩。如果想把 NFT 當作民主化的工具使用，就必須認真對待這種語境，以及由此產生的潛在和複雜的權力關係。
Frances Liddell 是一名研究員、作家和顧問，在博物館、藝術和 Web3 的交叉領域工作。她的博士研究與利物浦國家博物館合作，探索 NFT 在博物館觀眾參與實踐中的應用，並考慮區塊鏈如何瓦解數字所有權、權威、真實性和價值。她利用她在這項工作中的知識，為有興趣探索 Web3 空間的文化組織提供支援和指導。她目前的研究興趣集中於批判性地解讀 Web3 中的民主化、互惠和監護權等主題。
Liddell 博士是 RCS 社群的常駐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