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詩巍律師
幣圈不缺新項目，也不缺項目崩盤之後焦頭爛額的KOL和團隊長。
這類當事人，邵律師見過很多。他們當初看好一個項目，自己投了錢，也帶著粉絲、親友一起進來。平臺跑路之後，下面的人找上門維權，他們覺得自己同樣是受害者，於是去派出所報案，想把項目方揪出來。
之所以他們願意帶著下面的用戶去維權，是因為他們普遍是這麼想的：我又沒獲利，甚至還虧了錢，我是來舉報犯罪分子的，公安應該幫我們抓人，把我們投的錢追討回來!
但司法機關處理傳銷類案件時，首先要核實的就是下線網絡、層級人數、拉人記錄。報案人自己在整個傳銷項目當中的位置，自然也在這個過程裡被一併還原出來。邵律師處理過的案子裡，就有當事人是以舉報人身份走進派出所，最後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留下來的。
“我一分錢沒掙到，還虧了本金，為什麼抓的是我？”——這是被刑拘之後，當事人最困惑的問題。
本文結合真實案例，逐一拆解虛擬貨幣傳銷案當事人最常見的幾個認知誤區。
1、以幣圈KOL為例：從項目推廣人到刑事案件報案人
幣圈KOL的日常，本來就是接觸項目、篩選項目、推廣項目。看好一個項目，在幣安廣場、X上發帖介紹，開直播講解玩法和收益機制，帶著粉絲和親友用自己的邀請碼入場——這在他們看來，是正常的內容創作，也是對項目的真實認可。
隨著下線規模擴大，很多人自然而然成了大區代理、團隊長，或者某個社群的負責人。
但是，大部分資金盤類幣圈項目的生命週期不會太長。我們見到過的生命週期最短的，從圈錢到跑路，僅用了14天。
平臺跑路之後，損失落到了每一個參與者身上。下面的投資者找誰？找當初介紹他們進來的人。
“是你說這個項目能賺錢的，現在錢提不出來，你得負責。”
單個人的投資金額可能不大，但人數一多，累計下來就是幾百上千萬的窟窿，KOL和團隊長自己根本填不上。
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虧了錢，也覺得被項目方騙了。
於是報案，成了一個看起來合理的選擇：
既能借助司法機關的力量追究項目方責任，也希望藉此挽回自己的損失，還能向下面的人有個交代——為大家“伸張正義”，主持公道。
但是，當走上維權之路的那一刻，他們不知道的是，自己可能將面臨身份上的轉變——從普通的投資用戶變為刑事案件當中的犯罪嫌疑人。
那麼此時面對身份的轉變，他們往往會有如下四個法律問題:
沒獲利，為什麼會有責任？
我是向公安舉報項目方的，為什麼我會被抓？
即便我有責任，但是舉報項目方難道不構成立功嗎?
我只是普通的用戶，怎麼會認定為傳銷犯罪當中的組織者、領導者呢？
下面我們來一一解答。
2、我沒獲利，甚至還虧了錢，怎麼會有責任？
事實上，不僅是幣圈小白，即便是許多歷經牛熊的圈內老炮（OG），也都普遍認為：
即便自己參與的到一個傳銷項目，也幫忙宣傳推廣了，也拉人了，如果某天項目方跑路了，但只要我在這個項目中沒獲利，那我也是受害者。
但其實，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當中，定罪的前提從來不是看獲利，而是看你是否有拉人頭的行為，如果你直接/間接發展的人數達到30人且層級達到3級以上，即便一分錢沒獲利，甚至還虧錢了，構罪條件就已經滿足了。
例如在 （2019）黔0330刑初316號 案件中，為了達到平臺要求的人數，被告人A、B甚至以自己墊資的方式向平臺打款，未因此獲利，但仍被法院判處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3、我是來舉報項目方的，怎麼我自己反倒成了罪犯？
這種情況往往就是前面所說的，往往是自己發現平臺跑路了，無法提現，或者是自己被下面的投資人維權，迫於壓力，而去公安機關報案。希望公安能夠去抓項目方的實際負責人。
但往往是報案的同時，自己也被立案偵查了。
例如在（2016）蘇01刑終125號 案件中，被告人張某甲、童某甲、童某乙等人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臺區分局岱善派出所報案，稱舉報傳銷組織的老總。最後法院判決，這幾位舉報人自己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所以，道理其實前面已經說清楚了：只要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下線達到3層30人，構罪條件就已經滿足。舉報上線、舉報項目方，不能抵消自己在傳銷組織裡的行為，也不能豁免自身的刑事責任。
4、我舉報了項目方，算不算立功？
有當事人會進一步問：就算我自己構成犯罪，但我舉報了項目方，能不能算立功、爭取從輕？
理論上可以，但實踐中很難。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僅僅提供同案犯的姓名、聯繫方式、藏匿地址，不構成立功。要認定立功，需要達到“協助抓捕”的程度，比如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約人到指定地點，或者帶領偵查人員直接抓獲。
問題在於，Web3項目方大多在海外，服務器也架設在境外，國內司法機關本來就很難觸達真正的老闆。被刑事追訴的，往往是國內的代理、講師、技術人員這些角色。海外的老闆抓不到，靠舉報老闆來立功，幾乎沒有可能。
想爭取立功，現實路徑是協助抓捕國內的同案人員——但這條路能不能走通，取決於案件的具體情況，並沒有固定答案。
例如在（2019）新2801刑初1320號一案中，被告人詹某協助偵查人員抓獲同案犯，被法院認定構成立功，可以從輕處罰。但在（2020）鄂01刑終749號一案中，被告人顧某認為自己構成立功，但法院認為其僅是交代了同案犯的犯罪事實和身份情況，因此法院認為不構成立功。
5、我又不是操盤手，就是個普通投資用戶，怎麼就成了“組織者、領導者”？
這也是當事人經常有的困惑。覺得自己不是項目創始人，不是技術負責人，只是參與了投資，介紹了幾個朋友而已，怎麼也會被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
虛擬貨幣傳銷案當中，被認定為構成犯罪的人除了項目的操盤手、創始人、技術負責人/CTO之外，還有講師、代理、客服、財務行政人員、團隊長等等。
簡而言之，判定是否會構成傳銷犯罪的標準並不是是不是項目的發起人，或者是項目的工作人員，而是看你的行為是否會被認定為為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到關鍵作用。
以KOL為例，比如以下這些行為：
在X、幣安廣場發帖宣傳項目，帶著自己的粉絲和影響力為項目背書；
以講師身份開直播、辦線下會，講解項目玩法和收益機制；
建群、當群主、做社區負責人，解答疑問、維繫人氣、營造財富效應；
發展了下線，拿到了團隊獎勵——哪怕這些獎勵還沒提現，平臺就跑路了。
這些都可能被認定為為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到關鍵作用。
例如知名的幣圈第一大案plustoken案當中，涉案人員除了項目發起人之外，還有策劃、技術開發與運維人員、市場推廣BD、公關與媒體對接人、日常運營與客服等角色。
如果公安立案了，我們投進去的錢能追回來嗎？
其實也有一部分投資人報案，確實的為了挽回自己的資金損失，所以會號召大家一起共同發起維權報案，希望能夠增加立案的成功率。覺得只要公安把項目方抓了，大家投進去的血汗錢就能挽回一些。
但在虛擬貨幣傳銷案裡，這個目的很難實現，原因有兩個。
第一，參與傳銷的投資者，在法律上不會被認定為“被害人”。最高院在法答網精選答問（第十二批）[1]裡明確提到：傳銷組織的參加者，明知自己是靠發展下線獲利，加入的決定性因素是利益誘惑，參加者與傳銷組織之間是共生關係。因此，傳銷組織中的一般參加人員，不應以“被害人”身份參加訴訟——這和詐騙罪的被害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參加人，性質是不一樣的。
第二，因參與傳銷產生的資金糾紛，法院也不受理。最高院早在1999年[2]就有明確意見：當事人之間因傳銷行為發生的糾紛訴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作為民事案件受理。
此外，根據《禁止傳銷條例》第二十四條，對於組織、策劃傳銷的，以及介紹、誘騙他人參加傳銷的，依法沒收非法財物和違法所得。
也就是說，不僅錢很可能追不回來，自己在傳銷活動中獲得的收益，還面臨被沒收的風險。
6、結語
一提到投資虧損，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投資者肯定是被害人。在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當中，確實是這樣的。
但是虛擬貨幣傳銷案裡，如果投資者作為上線去報案，辦案人員首先要查證的其實是報案人本身是否構成傳銷犯罪。
作為專注於Web3虛擬貨幣類刑事案件的律師，其實看到一個項目只要存在靜態收益、動態收益、拉人頭返傭這幾個特
徵，判定是傳銷項目基本不存在爭議。
但對於沒有相關法律知識的普通人來說，往往會陷入兩個誤區：一是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傳銷項目；二是意識到了，但覺得只要自己沒獲利，就不會有刑事風險。
而這些認知上的誤區，往往會成為刑事風險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