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前最重要的智能合約平臺之一，以太坊構建了最為豐富的鏈上生態，並持續引領著 Web3 技術創新的發展方向。然而，隨著生態規模的不斷擴張，以太坊底層架構與發展路徑中所積累的一系列問題，正逐步顯現並趨於複雜化。例如，生態治理與利益分配機制仍存在爭議；擴容過程中，共識安全、驗證效率與去中心化之間的權衡難以兼顧；數據可用性與擴展路徑（如分片與 Blob 機制）仍存在不確定性；以 Rollup 為核心的架構轉型，對主鏈價值捕獲與生態結構帶來衝擊；圍繞 MEV 所形成的權力分配與排序機制，正在重塑區塊生產體系；來自高性能公鏈的競爭，對以太坊的性能與生態吸引力形成外部壓力。
在此背景下，以太坊基金會及核心開發者在近一年內密集推進了一系列關鍵調整與創新嘗試，例如，對基金會組織架構進行了重組、明確 Protocol 團隊的職責邊界、重新界定 L1 與 L2 的職能，調整基金會在生態中的定位、探索以太坊的商業化路徑、參與代理經濟標準的制定，等等。這一系列變化意味著，以太坊正在從單一技術系統，逐步演化為一個涵蓋執行、驗證、協調與資金分配的綜合性基礎設施體系。
基於此，本份研報將以當前以太坊所面臨的核心問題為切入點，系統梳理其在技術、架構與生態層面的最新進展，並解讀以太坊未來的中長期發展方向；同時，還將結合其在資金機制與潛在商業化路徑上的探索，對以太坊基金會的策略方向進行進一步分析，並評估其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以幫助你全面瞭解以太坊動作頻頻背後的邏輯。
作者：ShirleyLi，外捕研究（Web3Caff Research）研究員
封面：Photo by Unsplash+，Typography by 外捕研究（Web3Caff Research）
字數：全文近 22000 字
說明：由於篇幅原因，本份研報分為上下兩篇發表，本篇為上篇（包含章節：背景、以太坊核心問題回顧），剩下章節（Strawmap 草案詳解、探索合規商業化路徑、市場競爭與風險研判、其他值得關注的方向、以太坊基金會的扶持方向、以太坊生態可能面臨的新風險、未來展望）將在下篇更新完結
目錄
- 背景
- 以太坊核心問題回顧
- 圍繞以太坊基金會和 Vitalik Buterin 的質疑
- PoS 技術的改進
- Blob 容量告急
- 以 Rollup 為中心的未來
- 圍繞 MEV 展開的爭奪
- 來自 Solana、Sui 等 Layer1 的衝擊
- Strawmap 草案詳解
- Gigagas L1
- Post Quantum L1
- Private L1（隱私 L1）
- Strawmap 草案所規劃的 7 次升級
- 探索合規商業化路徑
- 商業化嘗試
- 合規化
- 其他值得關注的方向
- 圍繞 Gas 機制的調整
- 從 DeFi 到 Defipunk
- AI
- 以太坊基金會的扶持方向
- 以太坊生態可能面臨的新風險
- 未來展望
- 要點結構圖
- 參考文獻
背景
自 2014 年 Vitalik Buterin 及其團隊正式在國際會議上把以太坊推廣給全球用戶以來，這一網絡已經走過了近十二年的發展歷程。從早期的小眾實驗，到如今承載多元生態的核心基礎設施，以太坊已經成長為 Web3 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底層平臺之一。然而，隨著生態規模的持續擴張，以太坊這一 “巨獸” 的體格日益龐大，其步伐也變得愈發沉重。而在兇狠的叢林法則下，這種內在的負擔正在被外部的挑戰者不斷放大 —— 它不僅要應對自身的運行壓力，還要面對那些躍躍欲試的後來者。
對於以太坊而言，“維穩” 與 “求變” 始終是相互矛盾卻又緊密交織的兩個方向。一方面，它需要維持網絡的穩定性，保障整個生態穩步前行；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不斷為生態指明新的前進方向。為此，以太坊以持續發佈階段性路線圖的方式，不斷確認和修訂自身的發展座標。
在 2014 – 2016 年間，以太坊在推進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早期的階段性發展規劃，分為 Frontier（前沿）、Homestead（家園）、Metropolis（大都會）和 Serenity（寧靜）四個階段。其中，前三個階段通常被視為以太坊 1.0 階段，主要圍繞基礎功能完善與網絡穩定性提升展開；而 Serenity 則代表其長期演進目標，核心在於通過共識機制與底層架構的重構，實現可擴展性與性能的躍遷。
2020 年，以太坊進一步明確了 Serenity 階段的技術路徑，正式確立向 PoS（權益證明）機制轉型，並引入分片邏輯，標誌著以太坊開始進入系統性架構重構階段。
2022 年，以太坊發佈了相對完整的中長期路線圖，確定了以 Rollup 為核心的擴容路徑。這意味著，以太坊將執行層擴展至二層網絡，而主鏈的定位則開始專注於安全性與數據可用性。而這一改變為後續的生態發展奠定了新的基調，但也埋下了隱患。
2026 年 2 月，以太坊基金會再次發佈面向未來十年的 “Strawmap” 路線圖草案，對共識層、數據層、執行層等多個維度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優化目標，對以太坊的長期優化方向進行了進一步細化，反映出以太坊在成熟階段對整體架構演進方向的持續思考。
以太坊核心問題回顧
然而，發展路徑的調整和完善，本身也折射出以太坊基於實際發展進程，在可擴展性、安全性、去中心化以及生態利益分配等多重目標之間的動態權衡。而每一版規劃或者路線圖都可以被視為對系統整體結構所做出的階段性平衡。
筆者曾在 2024 年底的一份研報《以太坊的未來之路：發展伴隨爭議，生態巨頭能否抵禦潛在危機？》中討論了以太坊正在面臨的一些問題，包括有：
- 生態治理與利益分配機制仍存在爭議；
- 擴容過程中，共識安全、驗證效率與去中心化之間的權衡難以兼顧；
- 數據可用性與擴展路徑（如分片與 Blob 機制）仍存在不確定性；
- 以 Rollup 為核心的架構轉型，對主鏈價值捕獲與生態結構帶來衝擊；
- 圍繞 MEV 所形成的權力分配與排序機制，正在重塑區塊生產體系；
- 來自高性能公鏈的競爭，對以太坊的性能與生態吸引力形成外部壓力。
那麼，時隔一年多，上述問題的最新進展究竟如何，筆者將在接下來的內容裡進行一一梳理。
圍繞以太坊基金會和 Vitalik Buterin 的質疑
自以太坊基金會成立以來，以 Vitalik Buterin 為核心的團隊經歷了多輪人員更迭。由於 Vitalik Buterin 在以太坊生態中的影響力較為突出，圍繞基金會的權力結構也受到外界的長期關注與討論。
在此背景下，部分觀點認為，一些項目在發展方向上可能會傾向於迎合 Vitalik Buterin 的技術偏好或基金會的資助方向，從而在特定賽道中出現階段性資源集中、甚至產能過剩的情況。與此同時，分佈式的技術團隊也使得以太坊整體的推進效率難以滿足人們對其更迭和創新速度的期待。
此外，以太坊基金會以及 Vitalik Buterin 的拋售行為也一度引發市場的擔憂。雖然，Vitalik Buterin 及基金會相關成員曾表示，這部分資金主要用於支持生態發展與項目資助，但相關行為仍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市場層面的討論與解讀。
當前的最新進展：
2025 年初，在整體市場環境回暖、新敘事不斷湧現的情況下，以太坊的發展節奏卻相對緩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區的不滿。一部分觀點認為，以太坊基金會及核心開發者在推進效率、市場溝通以及生態擴展方面相對滯後，與行業整體節奏存在一定的脫節。
為了回應這一質疑，以太坊基金會進行了系列重要的調整。
2025 年 2 月，自 2018 年就擔任以太坊基金會執行董事的 Aya Miyaguchi 轉任新設立的 President（主席）一職。其職責從原先的日常運營與執行管理，轉向對外合作、機構關係和文化傳播等方面的工作。與此同時，Nethermind 的創始人 Tomasz Stańczak 與 Hsiao-Wei Wang 共同接任聯合執行董事的職位。
在新的管理結構下，以太坊基金會對其架構進行了精簡，裁掉了 19 名員工，並將戰略重心從 Layer2 調整迴歸至 Layer1 本身。同時，基金會開始更加重視對外溝通，進一步提升了在技術路線、發展方向以及資源使用等方面的透明度，以增強社區信任。
2025 年 6 月，以太坊基金會又對內部研發體系也進行了重組。原有的部門名稱從 “Protocol Research & Development（簡稱 PR&D）” 簡化為 “Protocol”，致力於在短期內實現三個目標：擴展 L1 性能；擴展 Blobs；改善使用者體驗。這一調整標誌著其研發重心從偏研究導向，逐步轉向工程落地與實際交付。今年初，Protocol 團隊又對其工作目標進行了升級，進一步明確為：
- Scale（擴展能力）：即通過提高 Gas 限額、推進提議者-構建者分離、為主網引入 zkEVM 以及優化 Blob 機制等方式擴展 L1 性能；
- Improve UX（使用者體驗）：即通過持續推進原生賬戶抽象與跨鏈互操作性來提升使用者體驗；
- Harden the L1（安全強化）：即通過加強後量子安全準備、降低節點負擔、弱化對中心化基礎設施依賴等策略強化 L1 的安全性與 Censorship Resistance（意指避免節點對交易進行審查）。
然而，2026 年 2 月，Tomasz Stańczak 宣佈卸任以太坊基金會聯合執行董事一職，改由 Bastian Aue 與 Hsiao-Wei Wang 共同接任。在任期間，Tomasz Stańczak 推動了包括隱私保護、量子計算安全以及 AI 與以太坊結合等方向的探索。卸任後，其將更多精力投入到 AI 與區塊鏈融合相關的產品與基礎設施建設中。[1]
值得玩味的是，Tomasz Stańczak 在其離職申明中透露出一種 “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最核心推動力，不如體面地交棒” 的心態。這也反映出以太坊基金會的治理層權利開始逐步分散。而這一變化本質上體現的是，“以太坊” 這個去中心化的開放生態與 “以太坊基金會” 這一中心化的核心協調機構之間的摩擦與平衡，而這種矛盾實際上同樣存在於整個 Web3 體系中，是行業內所有項目都需要持續面對的關鍵問題之一。
根據最新的內部組織架構顯示，以太坊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有：Vitalik Buterin、Aya Miyaguchi、Patrick Storchenegger 以及 Hsiao-Wei Wang，主要負責以太坊的治理與戰略方向的調整，而具體執行與運營由管理層及各職能團隊共同承擔。以太坊基金會根據職能將整體工作劃分為多個方向，主要包括：
- Protocol（協議研發）團隊：負責推進以太坊底層協議的設計與實現，涵蓋 zkEVM、後量子、dAI 等多個子領域；
- Privacy（隱私）團隊：負責推動鏈上隱私相關技術的研究與實現，例如隱私交易、零知識證明體系等；
- Ecodev（生態發展）團隊：負責推動以太坊生態建設，包括開發者支持、項目孵化及生態協同等方面的工作；
- Ecosystem Unblocking（生態推進）團隊：負責通過資金協調、研究支持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促進生態發展；
- Operations（運營）團隊：負責組織層面的日常運作，包括財務、法律、人力資源及內部管理等職能。
與此同時，為了應對生態發展階段變化及資源配置需求，以太坊基金會還在 2025 年 8 月對其資助體系進行了關鍵調整，暫停了自 2018 年以來運行的開放式資助計劃，並於 11 月再次啟動了新的生態系統支持計劃（Ecosystem Support Program，簡稱 ESP）。經調整後，資金分配模式將從 “被動式地受理申請” 轉向 “主動式地引導”，其首批資助方向覆蓋了密碼學、隱私領域、應用層、安全、社區增長等多個領域。與此同時，基金會還決定將年度資金支出比例從約 15% 降低至 5%，以降低 ETH 儲備的消耗速度。[2] 這一調整標誌著以太坊基金會從廣覆蓋的生態資助模式，轉向以基礎設施與核心技術為導向的精細化資源配置策略。
今年 5 月，以太坊基金會研究員 Carl Beek 與 Julian Ma 相繼宣佈離職，而前以太坊基金會研究員 Dankrad Feist 更是公開表示，以太坊生態需要建立一個與以太坊經濟利益更加一致的新組織以 “拯救” 以太坊。對此，Vitalik Buterin 及以太坊聯創 Joe Lubin 先後作出回應，他們均表示，這些爭議上本質上反應的是以太坊以 “長期技術建設” 為導向與當前商業化進程之間的磨合，但這也是發展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階段性 “陣痛”。
PoS 技術的改進
過渡到 PoS（權益證明）機制雖然使以太坊告別了高能耗的共識模式，然而，32 ETH 的質押門檻卻在無形中抬高了驗證者的進入門檻，在一定程度上也誘發了驗證權的集中化風險。如果想要降低單個驗證者的質押門檻，那麼在驗證者數量增加以後，如何降低網絡達成共識的通信和協調成本，提升惡意行為的攻擊成本，就成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對此，Vitalik Buterin 曾提出，可以通過提高區塊最終確認所需的參與比例（例如從當前的約 2/3 閾值簽名提升至 75% 甚至更高）來增強網絡的安全性。[3] 這一思路的核心在於：通過提高共識門檻來對沖潛在的安全風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去中心化與安全性。
當前的最新進展：
2025 年 5 月，Pectra 升級在以太坊主網被激活。
在此次升級中，EIP-7251 將驗證者的最大有效餘額上限從 32 ETH 提升至 2048 ETH。需要注意的是，32 ETH 仍然是成為驗證者的最低質押門檻，該提案主要作用在於提高了單個驗證者可計入共識權重的上限，即一個驗證者可以直接代表更多的 ETH 參與投票。通過這一調整，大額質押者無需再通過拆分為多個驗證者節點的方式來獲得相應激勵，從而有利於減少同一個實體控制多個驗證者節點的情況，進而降低全網共識過程中節點的通信與協調開銷。
而 EIP-7002 則對質押提款機制進行了優化。該提案引入了由執行層觸發的提款方式，使質押者可以在特定條件下無需驗證者主動簽名，即可完成提款操作。這一機制有利於增強質押者對其資產的掌控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參與與退出質押的操作複雜度，並進一步提升了 PoS 體系的整體靈活性。
除此以外，以太坊基金會還探索了將分佈式驗證者技術（Distributed Validator Technology，簡稱 DVT）應用於質押結構優化的路徑。該技術本質上是通過將單一驗證者的私鑰和簽名能力拆分至多個節點協同完成，來降低單點故障的風險。這是因為在傳統模式下，系統對驗證者節點的穩定性和私鑰管理能力要求較高，而在多節點協作模式下，驗證職責由多個節點共同承擔，從而有利於降低對單個節點持續在線能力與運維水平的要求。不過，多節點協作也會引入額外的系統複雜度，為此，以太坊基金會正在嘗試先引入輕量化實現方案（如 DVT-lite），以簡化分佈式驗證者的部署與運維流程。據以太坊基金會 2026 年 3 月披露的信息顯示，通過相關機制參與質押的 ETH 達到了 7.2 萬枚。
Blob 容量告急
在 Dencun 升級中實施的 EIP-4844，為以太坊引入了一種名為 Blob 的低成本數據可用性空間，主要用於存儲臨時數據。當前，Layer2 網絡可以將批量交易數據提交至 Blob，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鏈上數據的發佈成本。
按照設計，每個區塊的目標 Blob 數量為 3 個，最大上限為 6 個。為了避免過度使用 Blob 空間，以太坊引入了浮動的費率方式：當一個區塊中的 Blob 數量過高（超過 3 個 Blob），那麼其基礎費率就會增加；相反，Blob 數量過低（低於 3 個 Blob），那麼其基礎費率就會降低以鼓勵使用。
然而，隨著 Layer2 對 Blob 空間的需求快速增長，區塊中實際使用的 Blob 數量逐漸逼近甚至頻繁達到目標值（3 個 Blob），且多次觸發費率機制上調，從而導致 Blob 使用成本階段性上升。
當前的最新進展：
為了緩解 Blob 容量告急的問題，以太坊在 Pectra 升級中納入了兩個相關提案。其中，EIP-7691 將每個區塊的目標 Blob 數量從 3 個提升到 6 個，並將每個區塊的攜帶上限提升至 9 個；而 EIP-7623 則試圖通過提高 Calldata 的使用成本，引導 Layer2 更多使用 Blob，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主網數據發佈的壓力。
而隨著 2025 年 12 月 Fusaka 升級的推進，以太坊在數據可用性層面進一步引入了一系列關鍵機制：
- EIP-7594（PeerDAS）對 Blob 數據的驗證方式進行了優化，允許以太坊節點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只下載並驗證總數據的一小部分。在此之前，每個節點必須下載當前區塊中的全部 Blob 才能驗證，而引入 PeerDAS 之後，節點只需抽樣處理約 1/8 的數據即可。這一改進有效降低了節點在處理 Blob 數據時的帶寬與存儲壓力，使網絡能夠承載更多 Blob 數據。在理論情況下，該機制有望進一步提升以太坊數據可用性層的吞吐能力，從而為更多 Layer2 網絡的數據發佈提供支撐。
- EIP-7892（Blob Parameter Only Forks，簡稱 BPO）提出了一種參數級擴展機制，使客戶端可以在無需等待完整協議升級的情況下，對 Blob 的目標數量與上限進行動態調整。這種方式類似於 Gas Limit 的調節邏輯，使網絡可以根據 Layer2 的數據需求逐步提升 Blob 容量，例如從當前可攜帶的 6 個 Blob 向 9 個甚至更高的目標過渡，從而實現更加平滑的擴容路徑。
- EIP-7918 則對 Blob 的費用機制進行了補充。對於 Layer2 而言，在向以太坊主網發佈數據時通常需要同時支付兩部分成本：一是 Blob 的數據可用性費用，二是驗證這些數據所消耗的執行層 Gas 成本。當執行層 Gas 成本佔比過高時，Blob 費用可能失去有效的價格調節作用。在這一背景下，該提案通過為 Blob 費用引入最低價格錨點，使其能夠在不同網絡負載條件下依然可以維持有效的價格信號，從而確保數據發佈行為能夠合理反映其對網絡資源的佔用情況。
從更長期的技術路徑來看，Blob 的引入並非孤立設計，而是以太坊擴容路線演進中的一環。最初，以太坊曾提出 Sharding（分片）方案，試圖通過將網絡拆分為多個子鏈並行處理交易與數據，從而提升整體吞吐能力。然而，該方案在實現執行層分片上面臨較高的工程複雜度與安全性挑戰。
因此，以太坊逐步將擴容路徑從 “執行分片” 轉向 “數據分片”，計劃優先擴展網絡的數據可用性能力，而 Blob 機制正是這一方向的過渡性實現。通過引入臨時數據空間，Layer2 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將批量交易數據發佈至以太坊主網，而 PeerDAS 引入的數據可用性抽樣機制，則進一步優化了 Blob 數據的驗證方式。由此可見，Blob 正在逐漸轉變成為以太坊擴容體系中的關鍵組成部分。
2025 年 12 月 11 日，以太坊基金會發文表示，每個區塊的 Blob 容量已提升至 15。
以 Rollup 為中心的未來
當前，Rollup 解決方案數量持續增加，其與以太坊主網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
一方面，Rollup 通過將交易執行遷移至 Layer2，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以太坊主網的執行負載。但與此同時，這也改變了費用分配結構：使用者支付的交易費用更多流向 Layer2，而主網則主要承擔數據發佈與結算職能。這種變化卻對以太坊主網的費用結構與驗證者收益產生了一定影響。
另一方面，不同 Rollup 之間在架構與生態上相對獨立，逐漸形成多個並行發展的子生態。這種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跨 Rollup 交互的複雜度。儘管已有跨 Rollup 互操作方案嘗試改善這一問題，但相關機制在安全性與實現複雜度方面仍處於持續演進階段。
此外，隨著部分 Rollup 在排序、數據可用性或結算層等方面探索更多自主設計，其對以太坊主網的依賴程度在某些環節上有所變化。而這種趨勢正在改變以太坊與 Rollup 之間的長期關係。
當前可以關注的方向：
對於以太坊主網而言，隨著使用者交易費用更多流向 Layer2，Layer1 的收入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其主要來源逐步轉向 Blob Fee 以及 MEV（最大可提取價值）。
對於 Rollup 的碎片化問題，以太坊生態中的開發者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路徑。例如，LayerZero、Hyperlane 等互操作協議嘗試通過標準化消息傳遞機制，實現不同 Rollup 之間的通信；而 Astria、Espresso 等共享排序器方案，則從交易排序層入手，試圖為多個 Rollup 提供統一的排序服務。然而，這類 “Rollup — 第三方基礎設施 — Rollup” 的通信模式本質上仍屬於非以太坊原生的擴展路徑。相關方案在引入額外信任假設的同時，也可能帶來新的安全性問題。此外，共享排序器參與價值捕獲的行為，也會對 Layer1 的 MEV 分配結構再次形成影響。
與此同時，不同技術路線的 Rollup 也在加速構建各自的生態體系。例如，Arbitrum 基於其 Nitro / Orbit 技術棧推動子鏈（Orbit chains）生態發展，部分項目（如 Plume Network、ApeChain）就屬於該擴展路徑下的實踐案例；zkSync 通過 Elastic Chain 架構來支持多鏈擴展，Abstract、ZERO Network 等是這一體系的代表項目；而 Optimism 則圍繞 OP Stack 構建了 Superchain，其成員包括 OP Mainnet、Base、BOB、Soneium 等。
但在今年 2 月中下旬，Base 團隊宣佈將逐步從 Optimism 的 OP Stack 架構體系中脫離，轉向由自己維護的 Base Stack 統一技術棧。不過，由於 Base 原本使用 OP Stack 構建，因此這一過程更接近於在開源框架基礎上的定製化擴展，而非完全脫離 Optimism 體系。Base 官方亦表示將繼續與 Optimism 生態保持協作，並遵循相關開源規範。[4] 這一事件也反映出，隨著 Rollup 生態規模的擴大，其在技術架構與治理層面的自主性正在增強。由此，Rollup 與以太坊主網之間的關係，也逐步從早期以擴容為核心的協作關係，演變為一種在協同基礎上兼具競爭與博弈特徵的微妙結構。
對此，以太坊基金會也開始正視這一問題。在持續推進 Rollup 數據可用性優化的同時，以太坊基金會成立了 Platform Team（隸屬於 Protocol 團隊框架下），作為連接協議研發與生態發展的協調單元，致力於重新梳理並優化以太坊主網與 Layer2 之間的關係，試圖將兩者從一個微妙的聯盟建設成一個高度協同、互相增強的統一平臺。
今年 3 月 23 日，以太坊基金會再次發表了關於 Layer1 與 Layer 2 角色演變的系統性闡述。在最新的定義中，Layer 2 的核心定位已經不再僅限於擴容，而是滿足 Layer1 無法提供的差異化需求，例如更強的隱私保護、更低的延遲需求、對於特定場景的合規適配等，並通過其自身的繁榮為以太坊主網創造更大的價值，而不是與 Layer1 競爭。與此同時，以太坊主網將承擔起 “多鏈生態的核心結算層和流動性層” 的角色，使兩者能夠朝著正向、協同的方向共同發展。[5]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以太坊計劃沿著兩條路徑推進：其一是加強 Rollup 與以太坊主網之間的關聯性，其二是探索 Native Rollup（原生 Rollup）的實現路徑。
首先，在提升多鏈協同方面，以太坊生態內正在探索更加原生化的跨 Rollup 交互框架。在以太坊基金會的資助下，Gnosis 聯合創始人 Friederike Ernst 和 Zisk 創始人 Jordi Baylina 於近期聯合宣佈了 “以太坊經濟區”（Ethereum Economic Zone, 簡稱 EEZ）計劃。[6] 該計劃嘗試構建一個 L1<>L2 框架，將 Rollup 與主網、Rollup 與 Rollup 之間的跨鏈交互將被納入統一的執行框架中。
在 EEZ 框架下，跨鏈交互不再完全依賴傳統的異步消息傳遞機制，而是有望實現一種更強形式的可組合性。例如，不同執行環境之間的合約調用可以在同一執行流程中完成，並具備原子性，即相關操作要麼全部成功，要麼整體回滾，從而降低跨鏈交互中的狀態不一致風險。一旦這一設計落地，將有助於緩解 Rollup 之間的碎片化問題，使其能夠在擴展以太坊性能的同時，依然持續依附於主網的安全性與生態體系，而不是脫離主網獨立發展。目前，EEZ 的具體實現路徑仍有待進一步明確。
其次，以太坊生態開發者也在近期發佈了 Native Rollup（原生 Rollup，在 EIP-8079 提案中被提出）的概念驗證原型，試圖從根本上重構 Rollup 的驗證方式。當前，無論是 Optimistic Rollup 還是 ZK Rollup，在執行交易並生成狀態後，都需要通過額外的機制（如欺詐證明或零知識證明）向以太坊主網證明其結果的正確性，且都需要遵循以太坊處理交易以及更新狀態的底層規則，這使得 Rollup 需要維護一套相對複雜的執行與驗證體系。
而 EIP-8079 則試圖將以太坊的 “狀態轉換函數” 作為開放接口以供 Rollup 調用。在這種模式下，Rollup 可以將待執行的交易提交至主網，由主網按照統一規則完成狀態計算，從而減少對獨立證明系統的依賴，降低 Rollup 自身的維護成本。這一過程可以理解為：在傳統模式下，學生需要先自行解題，並提交一份證明其解題過程正確的材料，再由老師進行核驗；而在 Native Rollup 機制下，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分工發生了變化（更接近於研究場景中的協作關係），學生不再負責解題與證明的生成，而是隻需將整理好的題目信息提交給老師，直接由老師按照統一規則完成計算，從而省去了中間的證明環節。
總體來看，無論是通過 EEZ 強化多鏈之間的協同，還是通過 Native Rollup 簡化底層驗證邏輯，這兩條路徑本質上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在保持 Rollup 擴展能力的同時，進一步增強其與以太坊主網的關聯性，避免多鏈生態向彼此割裂的方向發展。而這些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 ZK 證明、ZK-EVM 等底層技術的持續進展。
圍繞 MEV 展開的爭奪
在以太坊轉向 PoS 機制後，網絡會從質押 ETH 的驗證者中隨機選取區塊提議者（Proposer），由其負責區塊的最終發佈。在這一過程中，區塊提議者就可以通過改變區塊內的交易順序，來獲得提取超過標準區塊獎勵和 Gas 費用的價值（也就是 MEV）。因此，為了分散單一驗證者對交易排序與價值提取的控制權，以太坊在此前就提出了 “提議者 — 構建者分離”（PBS）的想法，旨在將區塊 “打包” 和 “最終確認” 的職責進行拆分：由專門的構建者負責打包交易，而提議者僅負責從多個候選區塊中選擇並提交，從而在提升區塊構建效率的同時，降低驗證者參與區塊生產的複雜度與門檻。
不過，這種分工機制在帶來效率提升的同時，也引入了新的結構性問題：隨著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區塊構建能力逐漸向少數構建者集中，使其在交易排序與 MEV 分配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從而引發了關於權力集中與潛在中心化風險的討論。
當前可以關注的方向：
Glamsterdam 是以太坊即將推出的下一個重要升級，其核心目標是在不犧牲去中心化、不顯著提高普通節點硬件負擔的前提下，系統性地提升主網的性能、容量與長期可持續性。
根據計劃，Glamsterdam 將圍繞網絡中不同參與者之間的職責分工進行職責重構，其核心方向包括三點：一是通過引入並行處理能力，為未來提升交易執行速度做準備；二是通過重新劃分 “創建區塊” 和 “驗證區塊” 的工作流程，為網絡爭取更充裕的數據傳播時間，從而支持更大規模的數據負載；三是調節費率機制，使鏈上數據的存儲成本能夠更真實地反映其對節點長期資源（如帶寬與存儲）佔用的情況。
而此次升級最為關鍵的調整之一便是 EIP-7732（Enshrined Proposer-Builder Separation，簡稱 ePBS）。
根據以太坊此前設計，在沒有 PBS 的情況下，驗證者既要負責區塊提議，又需要自行完成交易打包與排序，這不僅提高了參與門檻，也使得具備更強排序能力的節點更容易集中，從而加劇中心化風險。同時，驗證者可以通過重排或篩選交易直接提取 MEV，這也會對網絡公平性產生影響。
而在 PBS 機制的作用下，以太坊上的 Builder（構建者）只負責收集交易、排序，並打包成候選區塊；而 Proposer（提議者）只負責從多個候選區塊中進行選擇並完成最終出塊。也就是說，這種機制將 “價值提取能力” 和 “區塊確認權” 進行了分離，從而有利於緩解單一角色對 MEV 的壟斷。
不過，在過去實際的落地過程中，PBS 機制並未直接寫入協議，而是通過引入 MEV-Boost 這類第三方中間件來實現的。其原理是允許驗證者將區塊的構建外包給第三方 Builder（構建者），並通過中繼器（Relay）完成信息傳遞。儘管這一機制在實踐中有效提升了區塊構建效率，但其本質仍屬於鏈下市場：需要依賴可信的中繼器，存在一定中心化風險，同時 MEV 的分配過程也缺乏鏈上透明性與約束。
而 EIP-7732 則是將 “提議者—構建者分離” 的機制正式寫入以太坊協議之中。它將 Builder（構建者）作為正式參與角色引入以太坊網絡，要求其先行質押，並向網絡提交區塊 “承諾”（即執行完任務的承諾）。與此同時，該機制也將原本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共識驗證與執行驗證解耦，允許網絡在區塊傳播的關鍵階段，優先完成共識層驗證，而將執行層的完整驗證（即交易執行與狀態更新）推遲至後續階段完成。這一流程就類似於，老師收上來很多學生的卷子，但是可以先確認每位學生的確提交了卷子，然後再帶回辦公室慢慢批改。
這樣一來，ePBS 不僅可以降低網絡對於中繼器的依賴，而且還通過調整區塊驗證流程，使節點在傳播區塊數據時擁有更充裕的時間，使以太坊能夠在保證網絡穩定性的前提下支持更大規模的數據，尤其是 Blob 的寫入。因此，這不僅是對 MEV 機制的一次結構性優化，也為以太坊數據可用性擴展提供了關鍵基礎。
來自 Solana、Sui 等 Layer1 的衝擊
在以太坊推進 “以 Rollup 為中心的未來” 時，以 Solana 為代表的經典區塊鏈以及以 Sui 為代表的新一代公鏈正在試圖通過優化底層執行模型與共識機制，在主鏈上直接實現更高的吞吐量與更低的交易延遲。例如，Solana 通過並行執行與本地費率市場提升整體處理能力，而 Sui 則基於對象模型與 DAG 架構，在特定場景下實現更高效的併發處理。這種特性能夠滿足部分應用場景（如高頻交易、鏈上游戲等）。
而這些 Layer1 的崛起也對以太坊帶來了一些潛在的影響：
首先，高性能 Layer1 可以在單鏈上直接提供低成本、高吞吐的執行環境，這無形中就降低了使用者對跨 Layer2 操作的依賴，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以太坊生態的優勢。
其次，相較 Layer1+Layer2 的體系，普通公鏈通常都可以提供更加一體化的開發環境與執行模型。而以太坊生態則需要開發者在 Layer1 與不同 Layer2 之間處理跨鏈通信、流動性分散等方面的問題，客觀上增加了部署應用的複雜度。
不過，這種競爭關係也並非簡單的對抗關係，高性能 Layer1 與以太坊生態在應用場景上還是存在區別，它們代表了不同區塊鏈在基礎設施探索方向上的差別。
當前可以關注的方向：
從前文可以看出，儘管以太坊仍然堅持以 Rollup 為核心的擴容路徑，但其整體思路已經出現了一定調整，並在嘗試將部分關鍵能力（如數據可用性、結算與安全性）進一步收斂至 Layer1，從而強化主網作為 “統一經濟中心” 的地位。
圍繞這一目標，以太坊提出了單槽終局性（Single Slot Finality，簡稱 SSF）的長期設想。
在以太坊網絡中，驗證者每隔約 12 秒需要就區塊內可以包含的交易及其順序達成一次共識，這一時間窗口就被稱為 Slot，而每 32 個 Slot（約 6.4 分鐘）會構成一個 Epoch，用於組織驗證者的投票與推進區塊的終局性。在當前機制下，以太坊中的區塊需要至少 2/3 的驗證者完成兩輪投票（即兩個 Epoch 的確認流程），才能被視為最終確認（即最終不可回滾）。因此，一個區塊從產生到達到最終確認，通常需要約 2 個 Epoch（約 12–15 分鐘）。這種設計在安全性與去中心化之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但從使用者體驗角度來看，確認時間仍然較長。
基於此，以太坊提出想要將原本需要跨 2 個 Epoch 的終局邏輯壓縮進一個 Slot 內完成的願景，實現單槽終局性。
如果想要在現有架構下直接實現這一目標，可以通過減少驗證者數量或提高節點硬件性能等策略來加快確認速度，但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削弱網絡的去中心化程度。因此，SSF 的關鍵瓶頸並不在於 “縮減規模”，而在於優化驗證與通信流程，使節點能夠在同樣時間窗口內完成更多的驗證與簽名處理。為此，以太坊社區也提出了多種可能路徑，例如，引入類似 “超級委員會” 機制，在單個 Slot 內隨機抽取一部分驗證者組成臨時委員會，由其快速完成投票與確認；或者通過調整驗證者的參與機制與權重分佈，在不降低安全性的前提下提升確認效率。但要想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大規模簽名的收集、聚合與驗證，又會引入新的技術複雜性。
因此，在 SSF 尚未完全落地之前，以太坊基金會提出了一種過渡性的優化方案 —— 快速確認機制（Fast Confirmation Rule，簡稱 FCR）。
簡單來說，FCR 的目標就是將以太坊 L1 向 L2 及中心化交易平臺的存款確認時間由數分鐘縮短至約 13 秒。它並不改變現有的最終確認機制，而是提前利用第一輪投票的結果來判斷安全性。也就是說，當第一輪投票已經達到較高比例（例如明顯超過三分之二）時，系統可以判斷該區塊被回滾的概率已經較低，從而提前將其視為 “基本確認”。
舉個例子，在一次投票表決中，原本需要經過兩輪正式投票才能產生結果。但如果在第一輪投票中，某一方就已獲得壓倒性的多數支持，那麼實際上就可以提前判定最終結果了。
不過，FCR 並不等同於真正的終局確認，其安全性依賴於兩個前提：一是大多數驗證者保持誠實行為，二是網絡通信保持穩定、低延遲。如果網絡出現擁堵或者被攻擊，經過快速確認的區塊依然可能發生重組，回滾至原始規則的情況。也正因此，FCR 目前可能更適合於對確認速度敏感，且能夠容忍小概率風險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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