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文章花了不少篇幅解釋案件是如何被撤銷的，其中一些案件的被告是總統的捐款人。（文章暗示存在不當行為。更何況，在第三張圖中，《紐約時報》明確表示他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總統干預或捐款人存在任何不當行為。）
不僅如此，這篇文章忽略了一個關鍵信息，而這對於理解過去四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加密貨幣政策至關重要：前任政府對法律和SEC自身規則的看法與現任領導層截然不同。請記住，Uyeda和Peirce當時都在場，並且一直在公開、雄辯地闡述他們的分歧。
如今，Uyeda和Peirce佔據了多數席位的三分之二，而不是少數派的二分之二，SEC撤銷這些案件就完全“合情合理”了。為什麼？因為它們是基於對法律和政策極具爭議（且委員會現在認為有誤）的解讀。如果推翻了基本前提，那麼疊加的案例自然也必然失效。這並非“不合規”，而是少數派委員成為多數派委員後，所有人都在預料之中的結果。
拜登領導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法規和規則提出了新的解讀，對原本守法的企業實施了廣泛的執法行動（更不用說漏掉了許多最嚴重的欺詐案件），這正是領導層更迭導致政策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原因。
這篇報道忽略了這一關鍵背景，反而將現任委員會描繪成激進派。現任委員會正在尋求行業意見，以找到一條既能促進創新又能保護投資者的可行之路。在我看來，他們實際上只是在做負責任的監管機構應該做的事情。但無論你的立場如何，作者和時代都完全沒有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向讀者傳達了一種敘事——而不僅僅是“事實”——這種敘事對當前的政策進行了公開的批判，卻沒有解釋其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