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前世，我曾是普丁統治下的俄羅斯的記者。
那時，一位俄羅斯反對派的知名記者告訴我，他害怕與執法人員接觸，因為警察很容易栽贓陷害，捏造罪名陷害他。
幾年後，一位與政治毫無瓜葛的熟人因參與未經批准的抗議活動而被捕。然而，他當時並沒有抗議，只是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四名警察抓住他──一人抓住他的一隻胳膊，一人抓住他的一條腿──把他帶走了。在監獄裡待了兩天后，他被判犯有與其他許多抗議者相同的罪名：阻礙交通和高喊反政府口號。他很幸運，最後只被處以罰款。
這只是警察國家生活的兩個「小」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例子都沒有涉及致命武力。
而這還不是俄羅斯最糟糕的一面。自那以後，克里姆林宮其實已經取締了異議。
所以，如果你認為讓美國人「害怕」執法部門是可取的，如果你認為對任何不服從行為使用致命武力都是正當的（法律先例並非如此），那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要求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