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力的十字路口，台湾的核能争议就像被困在迷宫中的巨兽，每次的冲撞，都让社会裂痕更深一些。核三厂与核四厂，这两座命运截然不同的发电厂，与其说是能源设施，不如将它们看作是台湾的作业系统「失灵的警告视窗」。
这套系统，是台湾的国家级巨型计划治理体系，核三厂是在政府威权稳定期、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下，成功运行的产物；而核四厂，则是这套陈旧系统，在日趋复杂的民主时代，试图处理高难度任务时，所引发的灾难性系统崩溃。
两者的故事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台湾核能的真正悲剧，不在于技术的有无，而在于我们成功引进了核能的「硬体」（反应炉、工程技术），却始终未能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社会软体」，包含长期稳定政策、社会信任、民主沟通机制，以及对未来世代负责的解决方案的治理框架。
当前 AI 革命引爆的电力需求焦虑，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硬体的扩充，却可能再次忽略了背后早已失灵、期待重灌的「社会软体」。
核三厂的「硬体」成就
坐落于南台湾恒春的核三厂，是台湾经济奇迹时代的缩影。作为 1970 年代「十二项建设计划」的关键一环，它的诞生承载著国家对工业化的雄心。采用当时先进的压水式反应炉技术，历时七年建成，自 1984 年起稳定运转四十载，为南台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载电力。核三厂的顺利建成与可靠营运，堪称台湾在引进、操作尖端科技「硬体」上的典范之作。
这份成功，必须放置在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解读。在威权时期，重大建设的决策路径是单向且高效的：由上而下，由技术官僚规划，由国家意志推动。社会沟通、公民参与等概念，在当时的治理系统中，并非必需的程式码。
因此核三厂的兴建与运转，得以在相对封闭、低干扰的环境中完成，专注于解决工程与技术层面的挑战。它证明了台湾有能力驾驭复杂的核能硬体，但这份成功，也无意间掩盖了其治理模式中，对「社会软体」的忽视。
这个被忽略的面向，在三十年后，当核三厂面临除役与延役的抉择出现时，才包裹成加倍复杂的问题，重新回到台湾民众的眼前。
核四悲剧与「拼装车」
如果说核三厂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技术成功的纪录片，那么核四厂的故事，就是一部关于治理失败的悲剧史诗。这座耗资近 3000 亿新台币、历时数十年却从未发过一度电的电厂，是台湾民主转型期最昂贵的教训。它的失败，是旧时代的「硬体思维」与新时代的「软体需求」之间发生的系统性冲突。
核四的原罪，始于其破碎的采购模式。台电放弃了前三座核电厂行之有年的「统包」模式，改为自行担任总管理，向奇异（GE）购买设计后，再将数百个子系统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厂商。
这个决策，无异于买了先进飞机的设计图，却让自己担任总工程师，分头采购引擎、机翼和航电系统，再试图自行组装。这种做法不仅高估了自身的整合能力，更为后续的品质失控与管理混乱，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当这套破碎的「硬体」组装流程，撞上了台湾风起云涌的民主化浪潮与政党轮替，其结果便是灾难性的。2000 年陈水扁政府的仓促停建与随后的复工，对工程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内伤。例如反应炉基座偷工减料、台电在未经原厂同意下大规模自行变更设计、数位仪控系统整合困难等一连串丑闻，彻底掏空了公众的信任。
核四被媒体讥讽为「拼装车」，这个比喻不仅指出技术上的拼装，更指向了治理上的拼装，一个缺乏强而有力、受社会信任的总设计师，来整合不同政治势力、厂商利益与多元民意的失能状态。
最终，在 2011 年福岛核灾的催化与 2021 年公投的否决下，这部昂贵的「拼装车」被永久封存，成为台湾治理史上的一座特殊的纪念碑，警示著「社会软体」崩溃的惨痛代价。
无解的核废料，信任的终极黑洞
在所有关于核能的辩论中，拥核方最无法回避、反核方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便是核废料的处置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难题，更是台湾治理「社会软体」失能最深刻的体现，一个吞噬所有信任的黑洞。
高阶核废料（用过核子燃料）的困境，是台湾核能发展的最大痛脚。目前，所有用过的燃料棒，都暂时存放在各厂区内早已濒临饱和的燃料池中。从湿式贮存过渡到干式贮存的中期方案，因地方政府的行政卡关与民众的「邻避效应」（NIMBY），延宕多年。
至于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在台湾地狭人稠、地质活跃的先天条件下，更是连选址的法律基础都死当在原地。经济部虽提出「2055 年启用最终处置场」的目标，但在缺乏社会共识与信任的基础上，这更像是遥远的政治许诺，而非可执行的计划。
芬兰的成功经验，恰恰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台湾的失败。芬兰能建成世界首座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库 Onkalo，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他们建立了一套以信任、透明、公民参与及地方否决权为核心的「社会软体」。
反观台湾，核废料处置长期由政府与台电主导，决策过程黑箱、公民参与流于形式，导致民众对主管机关抱持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个治理模式的失败，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种循环是：无法解决核废料，
让任何关于核能的讨论，
都显得不负责任
而这种不负责任的形象，又反过来加深了信任赤字。除非台湾能彻底改革其核废料治理框架，从技术说服转向民主协商，否则核能的未来将永远被困在这个无解的僵局之中。
公投是政治球赛吗？
面对失能的治理体系，公投，这个本应弥补代议失灵、凝聚社会共识的民主工具，在台湾的核能议题上，却被异化为加剧对立、撕裂社会的政治赛局。
它非但没能修补失灵的「社会软体」，反而像是为这套充满 bug 的系统，安装了加速崩溃的外挂。
- 2018 年《公投法》门槛降低后，核能议题便成为政党动员的新战场。
- 2018 年的「以核养绿」公投，拥核方取得胜利，废除了《电业法》中的非核家园期限。
- 2021 年的「重启核四」公投，反核方成功反击，彻底否决了核四。而即将在 2025 年登场的「核三重启」公投，则是拥核方在立法院取得优势后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势。
这场永无止境的公投对决，让复杂的能源政策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口号，公共审议的空间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情绪动员与政治攻防。
投票结果往往反映的不是基于充分资讯的深思熟虑，而是当下的政治氛围、社会对缺电或核灾的焦虑程度，以及各方阵营的动员能量。
这种数十年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交由周期性的政治豪赌来决定的模式，为台湾的长期能源规划，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它让拥核与反核的双方，也要把精力耗费在赢得「下次的公投」战役，而非坐下来，共同设计能长治久安的，稳健的能源与核废料治理体系。
重建台湾的信任契约
核三厂的延役争议，与核四厂的失败收场，是悲剧的上下两幕。我们擅长应对「硬体」挑战，却在建构「社会软体」上彻底失败。
当 AI 时代的浪潮带来对电力的巨大渴求，我们很容易再次陷入「硬体思维」的陷阱，认为只要有更多的发电厂就能解决问题。电力需求是硬性需求，但跳出来讲，核四的废墟与核废料的僵局，已经无声警告，若是没有值得信赖、运作流畅的「社会软体」，再先进的硬体，也可能成为撕裂社会的根源。
8 月 23 日，到来的核三重启公投，与其说是对老电厂未来的投票，不如说是对台湾社会的再次质问。我们准备好了吗？能开始修补，甚至重灌我们失灵的国家治理系统了吗？
＊本篇文章感谢清大核工系硕士 Lin，与某位电机技师给予意见与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