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Binance CEO: 4 Months in Prison, $4 Billion Fine, and What Comes Next
原文作者：All-In Podcast，YouTube
原文编译：Peggy，BlockBeats
编者按：这次采访记录了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人物——CZ（赵长鹏）从巅峰、入狱到重生的完整心路历程。
打破了外界对百亿巨头的神话想象，展现了一个极其真实且带有极简主义色彩的普通人：他在麦当劳翻过肉饼，在彭博写过底层代码，甚至在财富自由后依然习惯订经济舱。最令人震撼的除了 Binance 的崛起，还有他首次详尽披露了与政府司法部博弈的细节，在面临长达数周的心理战、媒体渲染下的勒索风险，以及西雅图监狱里复杂的种族帮派规则时，他是如何保持情绪的绝对稳定。
CZ 坦诚地回顾了与 SBF 的恩怨始末，以及被迫离开 Binance 管理层时那次的痛哭。如今，他转身投入到不设代币、纯粹公益的全球教育事业。这不仅是一部加密行业的编年史，更是一次关于权力、金钱与自由边界的深刻自省。
看点
· 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
· 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
· 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
· 与比特币结缘
· 全仓押注加密行业
· 为何创立 Binance？
· 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
·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
· 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
· 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
以下为播客全部对谈内容：
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
Chamath：CZ，欢迎来到《All-In》播客。我想把时间线拉回到最开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背景，至少没有他们应该了解的那么多。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经历跟我很像，这部分我特别在意。你在麦当劳打过工，我在汉堡王打过工。
CZ：我父亲是 1984 年去加拿大读书的。
Chamath：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你父亲去了之后就一直留在加拿大吗？
CZ：他会回来看我们，一年一两次吧，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加拿大。
Chamath：他在中国是老师？
CZ：他是老师、教授。先是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项目，然后过了几年又去了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我们也开始申请过去，那时候其实办护照很难，要三四年才能办下来。我们大概 1985 年开始申请，差不多两三年才拿到护照。
Chamath：你是说拿到中国护照？
CZ：对，中国护照。然后办签证还得再等好几年，当时流程就是这么慢。
Chamath：那你搬到温哥华是什么感觉？
CZ：完全不一样，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在国内学校学过一两年英语，但一点都不流利。不过温哥华很好，加拿大你知道的，绿化好、空间开阔、到处都挺漂亮，生活水平也高，东西都很干净。水果也更大。整体环境就是很舒服。
Chamath：一家人团聚之后，你父母都工作吗？
CZ：我爸在大学做助理教授，一个月大概拿 1000 加元，学校还给了很便宜的教师宿舍，所以我们住在校园里。
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妈就去一家服装厂上班了，做缝纫、车衣服。她在中国是教数学和历史的，但英语不太行，所以找不到同级别的工作，只能在拿最低工资的工厂干活。她在那里干了七到十年吧，就一直做这个。
Chamath：我妈在斯里兰卡时是一名护士，后来我们移民了，拿到难民身份后，我父亲一直没找到工作。我妈就去给人家当管家，维持生计。再后来，她做回了类似护士助理的工作。我想我大概 14 岁左右的时候，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
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
CZ：对，没错，我也差不多是 14 或 15 岁时在麦当劳打的第一份工。
Chamath：咱们同岁，那估计也是 14 岁。你还记得当时卑诗省的最低时薪是多少吗？
CZ：记得，那时候最低工资是 6 加元。
Chamath：这太不可思议了，安大略省那时候 4.55 加元。
CZ：但在麦当劳，他们只付 4.5 加元。这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因为麦当劳当时似乎有一项特殊豁免权，毕竟那里雇了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是在 14 岁生日那天去申请的，一周后我就在那儿翻肉饼了，那是我人生第一笔收入。
Chamath：那你当时算不算那种早熟的「技术神童」？就是那种 24 小时都在写代码、钻研计算机科学的小孩？
CZ：不，我觉得我称不上那种人。我是个技术控，大学读的计算机，高中就开始对编程感兴趣并自学了，但我绝对不是什么编程奇才。算是个还不错的程序员吧，职业生涯里也写过一些像样的代码。但在我 28 到 30 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脱离代码层，去做更多的业务拓展和销售之类的工作了。
Chamath：你当时朋友多吗？
CZ：挺多的。
Chamath：只有亚裔朋友吗？还是各色人种都有？
CZ：都有。其实亚裔和非亚裔的朋友我都有，但在我们学校，大多数亚洲孩子只跟亚洲孩子扎堆，我算是个例外，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子。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我觉得正是那段时光塑造了我乐观的性格，我通常是个挺快乐的人。
Chamath：当你没考上我的母校滑铁卢大学，只能屈就麦吉尔大学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会觉得自己很笨吗？
CZ：这个嘛，其实当时我在滑铁卢、麦吉尔还有多伦多大学之间纠结。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诗大学，因为我想换个城市。其实 UBC 给了我录取的，但我就是不想去。当时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长辈建议说，你应该去当医生，因为医生的生活体面，薪水也高。我听了她的建议，选择了生物学。而滑铁卢大学并不是以生物见长的，对吧？所以我去了麦吉尔。但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就对自己说：不学生物了，我要转到计算机科学。
Chamath：那是典型的大学生活吗？暑假有没有找到很牛的工作？还是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得为了交学费奔波？
CZ：我每个暑假都工作，而且我在学年期间也会打兼职。
Chamath：所以没有负债？你当时是不是想：我一定要在没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毕业？
CZ：对，第一年我没申请助学贷款。其实我还是从我爸那儿拿了 6,000 加元。第二年钱还是不够，我姐姐给了我 3,000 加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了，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很幸运，我没有任何学生债务，但这都是靠每个夏天不停打工换来的。
Chamath：你知道滑铁卢大学最棒、也是最救我命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它的实习项目，我当时找到了几份非常棒的实习工作。即便如此，我毕业时还是背了大约 3 万加元的债，不过我那时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现挺活跃的。
后来我的老板，一个叫迈克·费舍尔的人，对我做了一件极其慷慨的事。我当时在一家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员，那是我的正职，但我私下也炒股，还帮他赚了不少钱。他问：「你欠了多少债？」我说大概 3 万，准确说是 3 万 2。他说：「现在就下楼去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把你的债还清，我给你写支票。」
CZ：哇。
Chamath：他当场给我写了一张 3.2 万加元的支票。
CZ：你应该跟他说欠了 3.3 万，或者 30 万。
Chamath：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能接受极好的教育，而且不会被那种让你翻不了身的债务压死，这在美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CZ：即便在麦吉尔，也有很多从美国跑来读书的人，他们付着国际生的学费，却发现还是比在美国读书便宜。我当时觉得这太疯狂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加拿大的学费还算合理。
Chamath：所以你从麦吉尔的计算机系毕业后做了什么？
CZ：哦，其实我没从麦吉尔毕业。我在那儿读了四年，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实习，大四那年实习期延长了，我就没回麦吉尔。所以我并没有麦吉尔的学位。
后来我发现我去日本申请工作签证需要一个学士学位。当时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我就参加了一个叫「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在线教育项目，在那儿拿到了学位。
Chamath：我的天！所以名义上你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
CZ：名义上是的。
Chamath：好吧，那你当时是拿到了哪份实习，让你决定直接在那儿干了？
CZ：是在东京的一份实习，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做编程相关的活儿。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过模拟软件。大三的时候，我进了东京的一家公司，叫 Fusion Systems Japan。他们在为东京证券交易平台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
Chamath：那是一家在蒙特利尔或加拿大有办公室的日本公司吗？
CZ：不，我直接飞去了东京。
Chamath：你去了东京？
CZ：对，其实那是一家由几个美国人在东京开的公司。
Chamath：所以你当时觉得这像是一场冒险，我要去东京过个暑假。
CZ：你想啊，我当时只是个大学生。能去东京生活简直跟做梦一样。
Chamath：那你当时主要负责哪类软件的开发？
CZ：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处理和传输交易指令的系统。
Chamath：类似于如今支撑 Binance 业务的那种底层逻辑吗？
CZ：基本可以这么理解，架构风格很接近。不过，我参与开发的所有软件都不涉及决策算法，它们只负责高效地执行指令。
Chamath：当你初次接触这个领域时，你的反应是「天呐，我太热爱这个了」，还是仅仅觉得「既然接到了代码任务，我理解其逻辑，那就把它完成」？你是被业务本身吸引，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份工作？
CZ：起初纯粹是当作一份工作。那时我太年轻，对各行各业缺乏宏观的认知。刚进公司时，我被分派去开发一个数字影像存储系统，它并非像 iPhone 相册那样简单，而是用于医疗影像的专业系统。
但不久后，公司的核心业务转向了订单执行系统，我也随之参与其中。这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重心。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对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效率：极致的响应速度和超低的延迟。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潜意识里非常契合我的性格。
Chamath：深入探讨一下，像 Jump 这种高频交易机构，他们为了优化效率和延迟几乎不计代价，甚至会自研电路断路器和物理光纤基础设施，只为节省几毫秒。在软件层面，这种极致的优化是如何体现的？在编写代码时，你如何处理这些极限边界条件？
CZ：这分为多个层面。首先是软件架构的优化，你必须确保系统绝对高效。例如，为了消除延迟，我们会剔除所有的数据库查询，将一切操作移至内存进行。同时要精简计算逻辑，尤其是针对下单前和交易前的风险审查流程。更高级的阶段会涉及到硬件层面，比如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这是一种集成在网卡上的可编程芯片。
Chamath：这样数据就不必在内存和处理器之间来回往返，从而进一步提升速度。
CZ：没错。大约十年前我还在写代码时，一次数据往返大约需要 100 微秒；而通过硬件优化，可以将延迟降至 20 微秒。之后就是物理设施的优化，比如寻求服务器托管，尽量缩短物理距离。
Chamath：这让我想起 AI 领域的 Groq。我们十年前初创时也有类似的洞察，让数据在 GPU 和 HBM（高带宽显存）之间穿梭是非常低效的。所以我们决定采用 SRAM，将一切数据保留在芯片上。
这种思路在推理的解码阶段非常有效。既然高频交易涉及如此巨额的资金，为什么这些机构没有尝试研发定制化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我理解 FPGA 的应用，但似乎没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ASIC）这一步，还是说他们做了但秘而不宣？
CZ：我认为这种规模的芯片定制并不普及，主要原因在于算法迭代太快。虽然芯片化设计非常高效，但一旦需要修改逻辑，研发周期太长。相比之下，FPGA 在性能与可重构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即便如此，FPGA 的编程周期依然比纯软件要长出十倍。
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后来成功了吗？
CZ：很成功。就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那家公司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了。
Chamath：收购金额很大吗？
CZ：当时大约是 5200 万美元。在那个时代，这算是一笔巨款。
Chamath：那是你察觉到商机、决定投身创业的契机吗？还是另有隐情？
CZ：不，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还太年轻。在公司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用日语说就是一名上班族。
Chamath：明白。那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CZ：公司被收购后，母公司与原团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冲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企业并购可能面临的困境。管理层不合，于是原合伙人决定另立门户，成立了另一家公司。
虽然我没从那次收购中分到钱，但合伙人们赚了不少。他们租下了极其豪华的办公室，然而新公司只维持了一年。这证明了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必然，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他们挥金如土，却没有营收，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闭了。2001 年初，我开始寻找新机会，恰好彭博在招聘。那是在「9·11」事件发生前，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但还没正式入职。
Chamath：岗位是在哪里，纽约吗？
CZ：当时我还在东京，但岗位是在纽约。「9·11」发生后，我致电彭博询问职位是否还有效，是否还要我去。他们反问我：「你还敢来吗？」我说：「没问题。」于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达了纽约。
Chamath：当时的氛围如何？
CZ：街上冷冷清清，但我适应得不错。纽约虽然沉寂了几个月，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困扰，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
Chamath：那期间你是否依然扮演着打工人的角色？在大型企业工作，拿着薪水、奖金，或许还有一些期权。
CZ：是的，我当时以高级开发人员的身份入职，被分配到了「Tradebook Futures」团队。那是他们新成立的部门，旨在整合并开发彭博终端上的期货交易系统。
Chamath：那时候还没有创业的念头吗？
CZ：确实没有。
Chamath：那你当时追求的是什么？稳定吗？为什么选择在纽约的彭博工作？
CZ：当时我只有 24、25 岁，只是个想找份好工作、体验不同世界、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我深知自己当时缺乏独立创业的经验。在东京时，公司只有 200 人左右，而当时的彭博已有约 3,000 名员工。
对我而言，那已经是庞然大物了：办公室极其华丽，有鱼缸，还有免费食物。入职后我遇到了很好的上司，两年内晋升了三次。最后我开始带领一个从 60 人增长到 80 人的团队。那是我的职业转折点。我不再编写代码，转而进入管理岗位。对我来说，那是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转型。
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
Chamath：随后你离职去了中国？这又是如何发生的？
CZ：2005 年初，我在日本工作时的那些老同事计划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当时都在亚洲，在东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犹豫。由于认为上海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最具潜力的城市，我们选了上海，虽然后来证明香港当时的业务机会其实更多。2005 年我搬到了上海。创始团队共有六个人：四名白人、一名日本人和我。我是唯一能说中文的人，尽管那时我的中文也有些生疏。
Chamath：你们几个人就这样空降上海了，当时的业务设想是什么？
CZ：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华尔街最前沿的交易技术经验。
Chamath：你的那些朋友后来也去了纽约吗？还是留在日本？
CZ：其中两个当时随我在纽约，另外三个留在日本。我们六个人汇合，初衷是把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平台提供服务。于是，团队又租下了一间非常豪华的办公室……
Chamath：等等，这是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你当时懂得询问股权分配或股权结构表这类问题吗？还是只是盲目参与？
CZ：分配并不完全均等。核心负责人持有约 39% 到 40%，我们其余五人平分剩余股份，我持有约 11%。我当时只知道这个比例，但对于股东权益、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区别等法律细节，我一窍不通。
Chamath：所以你就带着这 11% 的股份搬到了上海。
CZ：是的，我对此毫无概念，只凭一股热忱。作为初级合伙人，由于我会说中文，到上海后我负责与潜在客户沟通。在与国内经纪商接触后，我才发现一个致命问题：我们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而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内券商或金融机构与这类性质的公司合作。公司成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我们不得不转型。为了生存，我们开始承接各种 IT 外包项目。
Chamath：变成了像德勤那样的咨询服务商？
CZ：甚至还不如德勤。我们什么活都接：修打印机、做 SAP 系统实施等等，业务范围极广。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几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真的靠这些活生存了下来，并积累了大量汽车行业的客户，比如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等。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开始与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信等国际大行打交道。
Chamath：所以业务最终还是做起来了。
CZ：是的，那家公司至今依然存在。我在那里待了八年，直到 2013 年才离开。
Chamath：这八年你一直待在上海吗？
CZ：主要在上海。但我也花了大量精力筹备香港办公室，还经常去东京为那边的客户服务。
Chamath：公司后来发展到什么规模？
CZ：据我所知，公司规模增长到了约 200 人，并在这个规模上维持了很长时间。
Chamath：作为初级合伙人，你是直接参与利润分成吗？
CZ：其实我们并没有分到太多利润。我把自己大部分积蓄都回投到了公司，从未套现过一分钱。不过几年后，公司营收已经足以支撑合伙人的高薪。那时我有了家庭，孩子都要上国际学校，我的年薪也达到了六位数。
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
CZ：是的，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婚了。
Chamath：你和前妻是怎么认识的？
CZ：我第一次去东京实习时就认识了她。大约是 1999 年。后来她去纽约找我，我们结婚生子。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但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薪水足以让孩子接受良好的国际学校教育，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Chamath：回顾你之前的经历，依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即将去创立 Binance。
CZ：完全没有，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
Chamath：那是 2013 到 2014 年间，你当时多大？大概 36 岁左右？
CZ：2013 年时，我刚好 36 岁。
与比特币结缘
Chamath：正值而立之年。你当时还是个拿薪水的上班族，是那家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事业有成，孩子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CZ：我接触到了比特币。起初是朋友向我推荐，让我关注一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那大概是从 2013 年 7 月开始的。
Chamath：是因为你读了那篇白皮书，然后发现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会吗？
CZ：基本如此。而且当时主要的交流阵地是 BitcoinTalk.org 论坛，我几乎翻遍了上面的所有内容。
Chamath：你读过我 2012 年在彭博发表的那篇文章吗？它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CZ：坦白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读了海量的资料，确实很难想起具体的出处。
Chamath：开个玩笑，不过我确实写过。有趣的是，我当时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关系不错，他虽然辈分很高，算不上我的导师，但他很赏识我。2012 年左右，他的团队邀请我写一篇专栏文章。我在文中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将净资产的 1% 投入比特币，将其作为一种保险。
文章在彭博终端发布后，我对比特币产生了一种觉醒式的认知。它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着迷的技术产品。最令我折服的一点——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它是唯一一篇我从头读到尾，并感叹其文字之优雅的非技术性散文。它并不像那些只写给博士看的晦涩文献，你完全可以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不懂技术的人看，他们也能读懂。
CZ：而且全文只有区区九页。
Chamath：没错。要把复杂的逻辑写得如此精炼，需要极高的智慧。
CZ：言简意赅比长篇大论难得多。如果让别人来重写这篇白皮书，恐怕得写上 90 页。
Chamath：向你介绍比特币的那位朋友是谁？是你当时的同事，还是在上海结识的朋友？
CZ：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曹大容（Ron Cao）。我们没有业务往来，他当时是光速创投（Light Speed Ventures）中国的董事总经理。我们常在一起玩扑克牌，那是那种小赌怡情的私宅牌局，参与者要么是正在打拼的创业者，要么是风险投资人。
在一次牌局上，大容建议我关注比特币。随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当时还在沃尔玛工作的李启元（Bobby Lee）也准备辞职去担任比特币中国（BTCZ）的 CEO。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大容代表光速创投投资了 BTCZ。那是 2013 年 7 月。看到他们两人对此如此严肃对待，我第二天便约了 Bobby 吃午饭。Bobby 建议我将净资产的 10% 投入比特币，他的理由是：即便归零，你只损失 10%；但如果涨了 10 倍，你的净资产就能翻倍。这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钻研，直到 2013 年底我才彻底确信其价值。但尴尬的是，比特币在 2013 年半年内从 70 美元飙升到了 1000 美元。
Chamath：眼睁睁看着它涨了 15 倍，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CZ：我觉得自己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在比特币行业，无论你何时入场，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来晚了，因为你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比你早。
Chamath：在你钻研期间，有可以交流的圈子吗？
CZ：上海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社区。我当时几乎和世界上任何愿意聊比特币的人沟通。我在台湾也有几个在台积电工作的朋友，他们当时正辞职尝试开发比特币矿机芯片。此外还有一些矿工，比如圈内人称「七彩神仙鱼」（毛世行）的大佬，他是 F2Pool 鱼池的创始人。
他们当时在杭州，我们会约在上海见面交流。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13 年 12 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大会。我飞过去见到了行业内的所有人。
那是一场只有 200 人的小型会议，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查理·李（莱特币创始人）等如今的巨头当时都在场。当时正值「丝绸之路」网站被查，媒体渲染比特币只是毒枭的工具。但在会议现场，我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有礼貌的技术极客和年轻人。当你和 Vitalik 交流时，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人。
Chamath：你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在原来的公司任职吗？你直接告诉合伙人要去拉斯维加斯玩几天？
CZ：是的。回来后，我向合伙人建议公司应该开发比特币支付系统。当时 Bitpay 刚刚完成了 400 万美元的融资，是行业内的领头羊。
Chamath：提到 Bitpay，我有个很有趣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急于证明比特币的交易能力，在 2012 或 2013 年，我通过 Bitpay 用比特币买了一辆路虎。按现在的币价折算，那辆车大概价值 9000 万美元。更离谱的是，我还用比特币在塔霍湖买了一块地，只是为了证明房地产交易的可行性。现在回想起来，那块地相当于 10 亿美元。
CZ：账不能这么算。即便你当时不用比特币，你也会用等额的现金去买。而那笔现金本可以用来买入更多的比特币。这本质上是心理账户的问题。
Chamath：回到正题，你向合伙人提议做 Bitpay 的竞品，他们显然无法理解。那时你买入比特币了吗？
CZ：当时我只买了一个币试试。
全仓押注加密行业
Chamath：那后来呢？
CZ：我告诉合伙人们，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大机遇。我这辈子见证了三个底层的技术变革：互联网（当时我太年轻没能深度参与）、比特币，以及后来的 AI。当时我 36 岁，我不想再错过比特币。我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这个行业。
为了筹集资金，我决定卖掉上海的房产。卖房花了几个月时间，最终卖了约 90 万美元。我全家搬到了东京的租住房里，我则频繁往返于上海和东京之间。房款是分批到账的。第一笔资金到账时币价是 800 美元，随后一路下跌。我在 600 美元、400 美元的时候持续补仓，最终持仓均价大约在 600 美元左右。
Chamath：房款全换成了比特币，但你当时还没有工作。
CZ：我同时在找工作，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只看比特币行业。从我决定辞职到敲定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三周时间。
Chamath：谁雇用了你？
CZ：起初我和 BTCZ 的 Bobby 谈过，他想招募我。但随后 Blockchain.info（现在的 Blockchain.com）的 Roger Ver 找到了我。当时他们团队只有三个人：创始人 Ben Reeves、刚入职的 CEO Nicholas Cary，我是第三个。
我担任技术副总裁（VP of Engineering）。我飞往英国伦敦北部的约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那段经历并不顺利，团队扩张到 18 人后，新任 CFO Peter Smith 为了融资调整了管理架构，导致公司文化发生剧剧变。很多开发人员包括我都选择了离开。我在那里只待了大约六七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Chamath：学会哪些事千万别做。
CZ：也算是。加入 Blockchain.info 时，Ben Reeves 就说过，你看，我们没有公司、没有办公室，所有人都远程办公；我们用比特币给每个人发工资。这些做法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直到今天，这种理念在 Binance 内部仍然被大量采用。
我学到的另一点是，当时 Blockchain.info 是行业里最大的用户平台之一，钱包数量大约有 200 万，甚至一度超过 Coinbase。
可他们几乎没有所谓市场部打法，整个营销基本就靠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条帖子。帖子长达 150 页，Ben Reeves 就在里面不断回复、持续互动，平台用户就这样一路增长到 200 万。那让我意识到，只要方法得当，靠很「游击式」的营销也能做出规模。我从那家公司学到了很多，但后来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适合我，我就离开了。之后是何一把我招进了 OKCoin。
Chamath：做开发？
CZ：做 CTO。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BTC China 又帮了我一次。因为我离开后又在找工作，何一正好在跟我聊这件事，Bobby Lee 听说后也联系了我。那时候 OKCoin 开出的条件是 5% 的股权；随后 BTC China 过来直接给到 10%。结果 OKCoin 在三小时内就把条件追平了。
我当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犹豫，最后决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那会儿何一自己只有 1% 的股权，他招我进去，某种意义上是希望我成为更重要的合伙人——承担更大的业务责任。我在 OKCoin 待了大概八个月，但同样没有坚持太久。
Chamath：为什么？
CZ：主要还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不一致，有些做法我无法认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做活动、做手续费折扣宣传时，广告写得像是人人都能享受，但实际上你得主动去申请才会给你，并不是自动生效，类似这种细节让我不舒服。于是到 2015 年初，我决定离开。大致就是这样，主要是在 2014 年那几个月，延续到 2015 年初。
为何创立 Binance？
Chamath：那后来怎么就做了 Binance？
CZ：2015 年，我和几个以前的同事决定在日本东京做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因为那是 Mt. Gox 事件之后一年，日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真空。
就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同一天，有两位开发者找到我，他们也刚好各自辞职。我说那不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点事。我们当时约定我来当 CEO、拿更多股权，负责融资；我用自己的积蓄给两位开发者发工资，而我自己不拿薪水。
我们很快做出一个演示版本，下载了一个开源交易平台系统，把界面稍微改得更好看一些。
Chamath：所以 Binance 就是从套开源项目开始的？
CZ：不是（笑）。那还在 Binance 之前，我们也没有对外这么说。我当时非常坦诚，这个 Demo 只是我们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概念验证，用来展示方向，不是最终产品。
另外，我们写了一个脚本去抓取 Bitfinex 的行情数据。Bitfinex 当时是大型交易平台之一，我们相当于复刻了它的订单簿，让界面上不断闪动成交、看起来很活跃，投资人看到后会觉得技术很强。
但更关键的是，他们提问时，我能把问题讲得很深，比如如何把撮合做快、如何做内存撮合引擎、数据库结构怎么设计等等，这些都是我之前积累下来的。
Chamath：也就是你把你学到的那些内存撮合、数据库全都讲出来了。
CZ：对。我能深入回答他们的技术问题，所以他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好看的 Demo。但他们也指出你们在日本做交易平台不一定能成功，你不会日语。于是他们建议为什么不把这套交易系统卖给别的交易平台？因为很多日本交易平台的技术并不强。
我觉得可行，就去谈了几家。大概两周后，我们就和其中一家签了合同，对方以 36 万美元买下这套系统，先付了 18 万美元的首付款。那笔钱足够让我不再用个人存款发工资，我当然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从做自己的交易平台转向做交易系统供应商。
Chamath：也就是卖软件。
CZ：对，卖软件。到 2015 年 7 月，有一批中国公司也找上门来，说他们也想买系统。
Chamath：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但这段经历太惊人了。很多创业故事里，当别人问「你公司做得怎么样、值多少钱」时，大家总会联想到那种「灵光一现、命中注定」的传奇。
比如 Binance 现在大概是 2000 亿美元级别，很多人以为这种公司一定有个特别炸裂的起点。可你的经历更像真实创业：一路摸索、学习、试错、迭代，路径并不直观，直到某个时刻才发生催化。即便如此，你当时做的也不是一个终局形态，而是在做授权、做服务。很多人误解了创业的本质，它更多是韧性，是把苦活累活一遍遍做下去的耐力。
CZ：完全同意。很多人会把创业浪漫化，觉得一开始就天降灵感。
Chamath：像 Facebook 的故事，大学里随手一写，突然就百万用户。
CZ：是的，Facebook、微软、谷歌这类故事最容易被传播，车库、宿舍、从零到一飞起来。
Chamath：但现实里，尤其是金融、或者像特斯拉这种公司，更多是漫长的苦战。
CZ：没错，是持续的苦战。你得反复尝试很多方向，开始时根本看不出哪条路会通。那三家更像是极少数从第一天就对了的例外，但它们塑造了大众对创业的想象。事实上，99% 甚至 99.9% 的成功公司都不是那种路径。
所以回到我们当时，软件授权这门生意做得不错，我们一共服务了大概 30 家交易平台客户。
Chamath：等等，真的假的？
CZ：真的，持续了两年左右。两年里我们签了很多客户，那其实是个数百万美元级的授权业务。它也可以算 SaaS，我们称之为「Exchange as a Service」，按月收固定服务费。业务非常稳定，每增加一个客户，收入就台阶式上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停了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到 5 月，我们发现必须转型。
Chamath：但他们没有直接影响你们，因为你们只是软件供应商。
CZ：对，我们只是软件供应商，不运营交易平台，不触碰业务本身。但问题是客户没了，业务就没了。所以 4 月、5 月我们一直在想怎么转型。
那段时间也发生了很多尝试，比如有三位跟着我干的同事想做一个 Poloniex 的复制版，Poloniex 当时是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我说我们手上有现金，可以投；但三天后，他们又想做链上聊天室、链上交易那类软件，我就觉得不值得再投。
最后我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交易系统，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只做币币交易的交易平台？系统需要做些定制，但基础都在。于是 5 月底我们定了，重新做交易平台，做纯币币交易。
Chamath：当时团队多大？
CZ：20 人左右，技术人员齐全，但几乎没有市场团队，因为我们原先是 B2B，主要靠销售。我们只有两个销售加上我。决定转型后，我们说那就自己跑起来：做一家币币交易平台。
然后 6 月 1 日到 6 月 10 日，BTC-e 的联合创始人 Vinnik，在中国做了一次 IC0，10 天募了 1500 万美元。我看到后非常震惊，他只有一份白皮书和一个网站，没有产品、什么都没有，就能募到 1500 万。那我想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许也能做到。
Chamath：你需要的是冒险资金。你在想如果我拿到 1500 万，就能扩建团队、投入营销，让公司走上增长曲线，也不用那么焦虑于现金流压力。
CZ：对。我们最初确实是打算走 VC 融资，但看到那件事之后我意识到 IC0 的效率太高了。2017 年 6 月中旬我去参加一个大会，所有人都在谈 IC0，大家都对我说：「CZ，你必须做 IC0。」
6 月 14 日左右，我就下决心把团队叫到一起，我们要做 IC0，马上写白皮书。
Chamath：那时你在比特币圈或加密圈里已经有名气了吗？不管是在中国、日本，还是别的地方？
CZ：有一点。在 Blockchain.info 时，我就已经被不少人认识了。Blockchain.info 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平台；OKCoin 我又是 CTO，在社交媒体上也比较活跃，同时还负责他们的国际市场，主要是非中文市场，因为团队里几乎没人英语比我好，尽管我的英语也谈不上多好。所以我在圈子里算是有一点知名度，大家多少知道我是谁。
Chamath：因为要做 IC0，你多少得有点名气或履历背书，对吧？
CZ：是的。这也是早进入行业的优势，那时候参加几场会议，参会者可能也就两百人。第一次去，大家还不认识你；第二次再去，就开始有人记得你；第三次去，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圈内人士，甚至认为你是专家。那段时间我确实积累了一点口碑。
我当时也注意到，在中国做那次 IC0 的那个人 Vinnik，在国内很有名，但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而我在国内外都多少有一些曝光。因此我判断我大概率也能做一场 IC0，融到差不多的规模。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Chamath：我一直搞不清楚，到今天也一样，你们那次 IC0 的买家究竟是谁。
CZ：坦白说，我直到今天也很难给出一个完全精确的画像。
Chamath：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来自全球各地、早就认识你的人？或者是因为你们白皮书写得特别好？
CZ：从投资者构成来看，可能 80% 到 90% 都是中国人，也有一部分国际投资者参与。数据大致显示，那次 IC0 约有 2 万人认购。
Chamath：两万人？
CZ：对，约两万人。对一个全新品牌来说，真正的背书其实也就只有两点：少数人认识我，以及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了。
Chamath：所以即便中国当时把交易平台清出市场，IC0 依然被允许？
CZ：需要澄清一下，那时候 IC0 还没有被明确禁止。
Chamath：对，当时还没禁，但也谈不上被允许。
CZ：严格说，是未被批准，处于灰色地带。再补充一个关键背景，我们当时服务的交易平台客户，主要是「法币交易平台」，并非纯加密交易平台。加密交易平台并不是 3 月被叫停的，而是在我们启动之后才在 9 月迎来监管重拳。我们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 2017 年 6、7 月。
Chamath：你当时几乎是在监管缝隙里穿针引线。
CZ：确实如此。但我们并不知道政策会在之后落下，只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做决策。
Chamath：那你们当时卖掉了公司多少股权？
CZ：我们没有出售股权。我们发行的是代币，不涉及任何股权安排。我们发行了一个新代币 BNB，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售出 60% 的代币，募集约 1500 万美元。当然，募集是以比特币等加密资产计价与结算。
Chamath：你们最初为 BNB 设计的代币经济模型是什么？
CZ：我们提出了若干用途，但最核心、也最能快速落地的一条是持有 BNB 的用户，在未来交易平台上线后进行交易可以获得 50% 的手续费折扣，这是最直接的价值承诺。我们同时也提到它未来会演化出自己的链，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态系统，大概就是三四个主要方向。
Chamath：那你们当时一定很兴奋，募集到 1500 万美元，马上就能把交易平台做起来。可 9 月政策下来，交易平台本身在中国被禁止了，你们怎么办？
CZ：2017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第一，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再允许在中国运营；第二，IC0 也不再允许；第三，挖矿同样被禁止。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迁出中国。
当时中国仍是重要市场，大约贡献了 30% 左右的用户，但我们还有约 70% 的用户来自全球其他地区。我们判断即便失去那 30%，业务仍可以生存，甚至仍有不错的增长空间，于是我提出把团队搬到东京。
Chamath：你很喜欢东京。
CZ：我对日本并不陌生，至少不是第一次适应一种新文化。
Chamath：而且那时你也会说日语了。
CZ：会一点点，属于打车级别的日语：会说谢谢、辛苦了、餐厅点菜能看懂一些；寿司的名字我大多能叫出来。大致就是这个水平。但关键在于东京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那时我们大概 30 人左右，于是决定整体搬迁。
Chamath：所有人都搬了？
CZ：几乎全部。那是八年前，团队里只有一两个人已婚，几乎没人有孩子，所以迁移成本相对低。大家收拾行李就走了。我记得有个产品经理哭了，因为她男朋友还在中国。但她最终还是跟着团队去了东京，后来也和那位男朋友结了婚，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不可思议。
总之，我们搬到东京之后，平台仍然持续增长。
Chamath：你们最初上线 Binance 时，是一炮而红吗？还是需要花很多力气去找 PMF？早期的病毒传播是怎么发生的？流动性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CZ：我会说产品增长得不错，但代币价格一度跌破 IC0 价格，跌幅大约 30% 到 40%，大概三周后才恢复。至于 PMF，当时加密市场仍然很热，我们做的是币币交易平台，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需求本身已经存在。
Chamath：那 IC0 就很关键了，大家持有代币，能享受交易手续费折扣，所以会优先选择 Binance，对吗？但你们的系统架构是不是也明显更好？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强？
CZ：是的，系统性能确实显著更优。那时候甚至不需要复杂对比，只凭直观体验就能看出来，在 Binance 下单、撮合的速度明显快过竞争对手，整个交易系统的性能优势非常突出。
Chamath：2017 年你们主要在和哪些平台竞争？
CZ：当时 Poloniex、Bittrex 是最大的两家。中国市场上还有火币、OKCoin 等，西方市场则有 Coinbase。Gemini 那时候还没起来，是后来才出现的。Bitstamp、Bitfinex 当时也在，但现在相对小很多。
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接近 40 岁了，这件事真的开始跑起来，你怎么消化这种成功？你会不会对自己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真的吗？
CZ：确实有一些非常不真实的时刻。比如财务同事跟我说，我们这段时间的收入大概是几百个比特币，我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我们真的赚到这么多？你确定吗？对方说确定。于是我们反复核对、三次核对，还是同一个结果，那种感觉非常震撼。
还有一段时间是 BNB 在恢复价格的那三周，BNB 我们 IC0 定价大概是 0.10 美元，跌到 0.06 美元左右；随后又开始反弹。那一阵子几乎是睡一觉醒来涨 20%，开个会回来又涨 20%，甚至去趟洗手间回来也像又涨了一截。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节奏确实快得令人眩晕。
Chamath：那种时候你很快就会意识到，等一下，我好像变得很有钱了。
CZ：财富感的冲击来得更晚一些。大概在 2018 年初，过了六七个月，Forbes 把我放上了封面。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也许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
Chamath：他们当时怎么联系到你，要做封面？
CZ：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具体过程。Forbes 当时在做一期加密主题特刊，找了很多圈内人。他们通过我们的公关团队联系，当时 PR 团队大概四五个人，说想给我做专访、拍摄。
我一开始并不想去，但团队认为作为一个新品牌，Forbes 的曝光可以显著提升认知度，我就同意了。拍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化妆、第一次上镜做那种正式棚拍。
Chamath：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别误会，但你是在中年之后才变富的。到了四十多岁，钱还重要吗？
CZ：钱当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有几件事起到了作用：
第一，我确实年纪不小了。四十多岁的人，不太会像二十岁那样追逐豪车、派对或炫耀性的消费，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第二，我的性格相对稳定，不太容易因外部变化而大起大落。
第三，财富增长对我来说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几乎是从刚刚实现一点财务宽裕，直接跳到登上封面、别人说你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当我打开自己的钱包，数字之外的生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有人跟我说「你可能已经是亿万富翁」，我反而会想真的吗？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甚至在我们从中国搬去日本的那段时间，我还在订经济舱红眼航班。后来有人提醒我应该升到商务舱，这样能躺下睡觉，我才意识到习惯并不会因为财富骤增而自动改变。
如果一个人是阶梯式变富，从 100 万到 1000 万，可能会买车；到 2 亿可能会买游艇，他会逐步形成一套消费与身份习惯。但我没有经历那样的阶梯过程，所以很多富人的习惯并没有在我身上长出来。
Chamath：那现在呢？有时候你是亿万富翁，有时候甚至是「百亿级」，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CZ：对我而言，意义并不大。我觉得钱大致有两层意义：
第一，保障基本生活：食物、住所、安全感。坦白说，实现这一点所需的金额并不高。人们常常会把生活复杂化，但基础需求并不昂贵。就这层意义来说，我当然早就具备了。我生活得很舒适，但并不奢华。
第二，至于更富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比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客厅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漏水，因为房子很旧。外界可能以为我住得极其豪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住的是一个尺寸合适、位置便利、满足家庭需要的房子。它并不新，也不讲究排场，只是功能上合适。东西坏了就修，仅此而已。漏水这种事一个月前还发生过。
Chamath：这说明你务实？还是说你本身不太会被这些东西打动？
CZ：我更看重功能。能解决问题、能正常运转，我就满意。我不太在意装饰、风格、颜色，也不在意闪耀的金色或类似符号性的东西。只要它好用，就够了。
Chamath：你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吗？
CZ：不太会。我清楚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如何与之相处，我希望自己不是一个过度自负的人。
Chamath：说起来可能有些傲慢，但我确实是这两年才开始真正了解你。我看了你从 2010 年代末到 2020 年代初的视频，我最直接的反应，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挣扎，即自卑感与自负之间的拉锯。我当时想：天哪，这个人表现得极其冷静。看来你的情绪调节能力极强，且非常有自省意识。
CZ：他人的情绪起伏可能很大，表现为极度的喜悦或悲伤。我同样会感到快乐或忧虑，但我的波动范围更窄。
Chamath：这种特质让你在很多方面都能游刃有余。这意味着当你正埋头解决某个难题时，所谓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因为外人并不知道你付出的艰辛，也没人真正关心那些枯燥的苦劳。
人们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评判事物，比如指着某样东西感叹：「哇，看你拥有的一切。」确实如此。如果你一直埋头苦干而没有时间享受，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理解那种状态。
CZ：没错，确实是这样。
Chamath：好，我们聊聊 Binance 的起步。你推出了这个平台，它发展得极其迅猛，但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某个阶段曾过度沉迷于这种增长？
CZ：我不会说我沉迷于增长，但我确实沉迷于工作。事实上，工作本身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Chamath：那时你典型的一天是怎样的？你主要在忙些什么？
CZ：我每天基本上要处理 20 多场会议，包括预定的电话会议或正式会谈，此外还有各种琐碎事务，还要在 Twitter 上回复用户等等。但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金钱或增长规模。
Chamath：是什么呢？在你执掌 Binance 期间，你是如何衡量的？有些人会死盯着滞后指标，比如营收，但营收和利润其实是六个月甚至一年前工作的滞后体现。你最看重的领先指标是什么？你真正关心的、能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北极星是什么？
CZ：我认为核心指标是日活跃用户数，不是交易量，也不是营收。
Chamath：为什么是日活，而不是其他指标？
CZ：这是核心所在。我认为只要你持续服务于更多用户，你就在为他们创造价值。我坚信，当人们愿意使用一个产品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使用的人越多，即便营收为零，产品依然具备价值。
任何产品都是如此，受众越广，价值越高，这就是我的哲学。相比之下，你可以为了短期利益去优化营收或利润，但那样可能会丧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始终相信，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那就是价值所在——这不仅是为你自己创造价值，也是为用户创造价值。
人们选择使用你的平台，是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价值。所以，这是我的「北极星指标」。除此之外，意识到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从中获益，这本身也极具意义。我的观点是，如果用户愿意支付手续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价值。
Chamath：但日活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活跃用户中可能包含不法分子。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必须严肃对待的？
CZ：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点，那是 2018 年的元旦。当时 Binance 成立仅五个月左右，我们规模已经很大，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交易平台了。当时，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联系了我，他发来邮件请求我们协助追踪一些黑客，这些黑客可能转移了 Ether Delta 被盗事件的资金。
Ether Delta 是 2017 年的一家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因遭遇黑客攻击而倒闭。那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联系我们，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团队中没有人具备与执法部门对接的经验。于是，我召集了几个伙伴商量：「我们要怎么帮他？」
随后，我们在核实其身份后，提供了他所需的信息。事后他向我们表达了感谢。我当时问他：「Joseph，你能否推荐一些具备对接执法部门经验的人才，以便我们将来聘用？」他确实推荐了一位，但那人当时在美国，而我们那时还没有美国实体，无法在当地雇佣员工，所以只能作罢。但就在那年的元旦，我意识到这种情况未来会频繁发生。
Chamath：在那一刻你意识到，随着用户基数的扩大，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
CZ：是的，这是必然的。
Chamath：即便是在用户量激增的情况下。
CZ：就在那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聘请有执法部门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
Chamath：那么你后来做了什么？
CZ：我们最终确实聘请了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Chamath：显然，你个人不会去监控每一笔交易，所以你无法察觉所有细节。但如果我们快进到后来，拜登政府对你提出的指控核心在于，像哈马斯或其他组织在利用 Binance 进行交易，而你们的监管措施不足。
CZ：关于这一点，受限于法律协议及辩诉程序等因素，我对于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我虽不是律师，但我会尽量避免触及这些敏感话题。不过从宏观角度来看，我想说拜登政府整体上对加密货币行业是相当敌视的，他们甚至公开向加密货币宣战。因此，看到新一届政府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我认为这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想单纯指责前任政府，但我觉得他们当时确实未能理解这个行业。
Chamath：你认为他们为何表现得如此敌视？
CZ：源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就这么简单。我想在他们的认知里，在某种程度上是想保护现有的金融体系、银行及相关利益方免受冲击。此外，这些传统行业可能也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从而洗脑或影响了决策者的思维。这是人性使然，虽然并不理想，但可以理解。
Chamath：你经营着交易平台，生意蒸蒸日上。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你逐渐步入巅峰。最终，你决定开设一个美国实体。
CZ：是的，我们在 2019 年开设了 Binance.US。
Chamath：你当时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CZ：2019 年当时有一些新闻，用我这个门外汉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追击 BitMEX。当时 BitMEX 以及 Bitfinex 的负面消息频出。我记得波兰政府冻结了他们大约 6 到 8 亿美元的资产，而当时他们的市值也才 40 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巨款。
随后，美国政府起诉他们储备金不足。看到这些新闻后，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个行业，我们最好进行注册。同样，我咨询了许多有法律背景的朋友，普遍的共识是我们应该以合规注册的方式在美国运营。于是在 2019 年，我们注册了 Binance.US，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拥有独立的部署系统、撮合引擎和流动性池。从成立第一天起，Binance.US 就一直处于监管之下。
Chamath：2019 年到 2021 年间，一切运行基本顺遂。
CZ：总体来说，是的。
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
Chamath：随后你开始看到其他竞争对手异军突起，比如 SBF 和他的 FTX 势头极其强劲。跟我聊聊那段经历，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CZ：我们在某个阶段曾持有他们 20% 的股份，但一年后就退出了，并没有持有太久。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于新加坡组织的会议上。我记得当时 FTX 甚至还没成立。Sam Bankman-Fried（SBF）当时还在经营 Alameda Research。他们在圣淘沙的新加坡水族馆举办了一场酒会，还安排潜水员在鱼缸里举着标语。
当时他们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户，交易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很友好，那是 2019 年 1 月的事。几个月后，他们找到我们，表示想建立一个期货平台。他们提出了一个合资方案，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们提议的分成比例是 60/40，我们占大头。
我当时考虑过还价，毕竟用户都在我们手里，他们当时还一无所有。我甚至想过提出 95/5 的分成，但我觉得那样不太礼貌。毕竟他们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交易者和 VIP 客户，所以我们拒绝了那个提议。
Chamath：因为他们曾是流动性池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CZ：在社交层面上我们并无太多交集，他们当时是平台的大客户。但你要知道，当时的 Binance 也还很年轻，并非深耕多年的老牌机构，可能也就成立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后来在夏季，他们带着更好的方案再次找到我，但我拒绝了。到了 11 月，他们第三次尝试合作。那时 FTX 已经上线并有了一定的交易量，他们提议我们可以按这个价格转让 20% 的股权给你。
」那次交易涉及代币交换，即 BNB 与 FTT 的互换，我们也因此持有了一些早期的 FTT。当时 BNB 的流动性远高于 FTT。然而，交易达成后不久，我就开始从朋友口中听到 SBF 在华盛顿政界和美国各处散布关于我们的负面言论。我当时觉得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比如开出 5 倍的薪水，从我们这里挖走了两名能接触到 VIP 数据库的客户经理。其中一名员工离职后，我心想，如果我们为了留住她而加薪，那就意味着要给所有人加薪 5 倍，这显然不可行，于是她便入职了 FTX。但在她入职的第二天，我们的 VIP 客户就开始接到他们的电话，宣称在 FTX 交易可以获得更优惠的费率。
于是我致电 SBF 说：「你能不能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还是你们的股东。」与此同时，他表面上还会客气地问：「CZ，我们能不能在加密货币活动上一起参加个圆桌论坛？」作为投资者，我本想帮他们做推广。事实上，我真心希望行业内能有多个成功的交易平台并存，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但事与愿违，我不断听到他在背后中伤我们的消息。
到了 2021 年初，由于他们宣称要以 320 亿美元的估值融资，我们便决定退出。根据投资条款，我们对未来的融资轮次拥有否决权，如果想阻碍他们，我们完全可以动用这项权利。但我不想以此为难他们，我想的是，既然如此，不如直接退出，大家在市场上公平竞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交易在 2021 年 7 月最终敲定并完成了转账，这比他们最终爆发危机早了整整一年半。在那时，没人能预料到后来的崩盘。
Chamath：没错。当时有传言说，他们的许多问题是在你出售股份后才开始的，且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你现在的这番话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说法。
CZ：那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由于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尽管我们曾是股东，但我从未要求查阅他们的财务报表，从未开口问过。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投资者，投资后从不干预对方的经营。况且大家在期货平台上存在竞争，所以我也刻意保持距离，让他们自行发展。
Chamath：FTX 倒闭后，人们讨论最多的几点，一是赔付方案对部分持有现金的债权人而言并非最优；二是这些资产在后期的估值问题。回顾这一切，你认为这反映了行业的什么现状？
CZ：坦白说，我不了解破产清算的具体流程，也不清楚其是否公平，我只是在网上读到了一些说法。而且为了保持透明，我必须说明 FTX 的破产管理机构目前正与我们进行诉讼，他们试图追回一年半前我们退股时的那笔资金。因此，我目前能公开评论的内容非常有限。
我确实听到一些中国用户抱怨无法获得赔付等问题。但据我所知，由于加密货币价格上涨，如果按美元计价，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资产进行赔付；但如果用户当时持有的是加密货币，那他们本应获得更多，我不确定具体的交易细节。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
Chamath：Binance 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复杂的？我是指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CZ：那是从 2021 到 2022 年间开始的，他们开始要求我们提供信息，而我们始终配合。但到了 2022 年底，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直到 2023 年初，情况变得明朗化，我们要么达成某种和解协议，要么就面临起诉。随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幕后谈判。
Chamath：作为当事人，你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当你坐在会议室里，听到律师说「CZ，我想你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时，那是种什么感觉？
CZ：首先，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我非常依赖专业人士的建议。那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我毫无经验。这种事，任何经历过一次的人都不会想再经历第二次。我聘请了一群顶尖律师，但如何管理这些律师其实很棘手。他们虽然专业，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意见，而且每个人都想表现得自己是那个最有决策权的人。此外，律师的工作方式是极其细致且耗时的，毕竟他们是按小时计费。
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道德，他们确实想把工作做好，但往往会陷入各种细枝末节中，导致你感觉被拖向了无数个方向，那是我最苦恼的地方。我当时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关注的三件事，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策略。」由于我们的法律团队当时还很年轻，缺乏处理此类重大案件的经验，这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Chamath：当时你的团队都在哪里？
CZ：我们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2023 年时，我大部分时间在迪拜。那段日子压力极大。我应对压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最好的情况： 支付罚款，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事情告一段落。最坏的情况： 对方试图让你入狱。
Chamath：那真的是最坏的情况吗？因为当时看来，类似案例往往只是缓刑。
CZ：这确实是极端的风险。虽然之前没人因此入狱，但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还有另一种「最坏情况」：如果你选择死磕到底，拒绝协议，留在阿联酋（阿联酋与美国有引渡协议）。即便由于我拥有公民身份，被引渡的可能性极小，但我的旅行自由将受限。每当我跨越国境，即便那个国家没有引渡协议，也可能存在某种政治交易。那将是一种生活在恐惧中的状态。
Chamath：而且如果两国是盟友，这还会导致政府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CZ：没错，这会给阿联酋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不希望给给予我公民身份的国家添麻烦。更糟的情况是，如果你不配合，他们起诉你并发布红色通缉令，那种生活是不堪设想的。
Chamath：你是如何解决的？
CZ：谈判过程极其艰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随时候命的律师开会，我们是在与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博弈。我的律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表现得如此敌对。」
Chamath：在某个时刻，你会对此感到麻木吗？还是会不断地反思，觉得「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CZ：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阶段非常难以跨越。在谈判中，当对方提出一些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条款时，你必须拒绝，即便对方寸步不让。随后会出现长达数周的「停滞期」。在那几周里，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感觉就像身处「炼狱」。你随时可能被起诉，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方案。在那段时间里，你必须在心理上做好最坏的打算：比如余生只能待在一个国家，必须极其小心。有趣的是，两周后，他们会主动回来询问：「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谈判吗？」
Chamath：你认为那两周里发生了什么？
CZ：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是对方非常高明的谈判技巧，保持沉默。对于像我这样第一次经历这种事的人来说，这是在拿命在博弈，而对他们来说，这是日常工作。他们很聪明，知道两周是一个完美的博弈点。如果沉默时间太长，你就会适应那种极端压力下的生活，反而变得无所畏惧，等他们再回来时你可能依然会说「不」。他们非常擅长这种心理战。这种压力是无法习惯的，它对心理是极大的挑战。
Chamath：你最终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这些最终协议条款的？
CZ：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我接受了关于违反《银行保密法》的单一指控，其本质是「未能履行注册义务」，这虽然属于联邦罪行且性质严肃，但在历史上从未有人因此被判入狱。
Chamath：这项指控听起来更具技术性。在美国媒体的认知中，普遍认为这涉及洗钱、教唆犯罪以及未能执行 KYC 与反洗钱。大众的认知与实际的法律指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它们是等同的，还是相互独立的？
CZ：我可以试着阐述一下我的理解。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