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爱泼斯坦邮件事件表明 #MeToo 运动从未有过机会

威尔莫特女士是一位研究性别与法律体系的学者。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将军的女儿拉维尼娅被两位权势滔天的王子——奇伦和狄米特律斯——强奸。为了阻止她揭露罪行，施暴者割掉了她的舌头，砍掉了她的双手。 在梳理杰弗里·爱泼斯坦及其庞大关系网之间无数封电子邮件时，拉维尼娅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这些邮件中，割舌之剑以威胁、和解协议和保密协议的形式出现。但与奇伦和狄米特律斯不同，爱泼斯坦先生似乎明白，即使是这些沉默的誓言也会在压力下瓦解，女性最终还是可以发声的。 近期公布的数百万页法庭文件、信函和其他记录跨越数十年，揭示了自2008年因引诱未成年人卖淫（委婉地描述为付钱给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的罪行）被定罪以来，爱泼斯坦先生一直在制定一套让女性噤声的策略。这些文件显示，他如何营造一种对所有女性性骚扰指控的怀疑氛围，而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曾遭受他性侵的女孩和女性。 爱泼斯坦档案中揭示的怀疑机制——权势者为削弱幸存者可信度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让我们得以窥见#MeToo运动在2017年兴起时所面临的困境。这些邮件清楚地表明，这场运动来之不易的成果从未真正获得成功。爱泼斯坦先生似乎明白，如果他能利用幕后影响力，让人们相信女性和女孩不可信，那么这种观念比任何保密协议都更有说服力。如果你能把一个人从受害者变成说谎者，你就能永远让她哑口无言。 在#MeToo运动的高峰期，一些知名男性被起诉，更多的人被“封杀”，一些前景光明的法律改革也得以通过。在美国，性犯罪的诉讼时效延长，骚扰的定义也扩大了。旨在让女性噤声的保密协议更难执行。警察部门面临着减少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的强奸案数量的压力。 但这些改革在很多情况下都带来了令人极其失望的结果。作为一名当时的学术研究人员，我曾多次走访北美、欧洲和非洲的警察局、监狱和法庭，记录各种法律改革的后续影响。在#MeToo运动之后，我工作过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性暴力案件举报数量上升，而起诉率却下降的情况。定罪或许并非衡量正义的完美标准，但这些趋势表明，#MeToo运动激发了人们对惩罚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并未得到满足。 作为一名研究员，我记录了性暴力幸存者的证词如何被微妙地质疑。在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的监狱里，我采访了一些女性，她们曾打电话报警求助，却反而被当作罪犯拘留和调查。在尼日利亚，女权运动及其后的法律改革彻底改变了性别暴力相关法律，我查阅了70多份性暴力案件档案，追踪了有多少幸存者因为她们的身份和经历而不被信任，这些身份和经历比案件事实本身更重要。 举证责任并非人人平等。贫困、非白人、无证移民或其他边缘化女性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抵消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会逐渐削弱她们的可信度。我发现，对于大多数幸存者而言，当她们试图追究男性的罪行时，“#MeToo”运动的口号根本无法应对她们所面临的现实。 浏览爱泼斯坦的档案时，我发现其中无数情节与我从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和尼日利亚的女性那里听到的故事如出一辙。爱泼斯坦及其同伙将那些出身贫寒的幸存者描绘成骗子和贪财的小偷。那些有创伤史或药物滥用史的人则被认为不可信。受害者的行为被无休止地剖析和诉讼。在2010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位联系人指出，爱泼斯坦的一位指控者在作证时露出了笑容。“她在作证时的行为恰恰反驳了她的指控，”他写道。 订阅《今日观点》新闻简报，即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收到专家对新闻的分析以及对影响世界的重大观点的解读。简报将直接发送至您的邮箱。 但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杰弗里·爱泼斯坦利用虚假强奸指控——#MeToo运动的“恶魔”以及引发对该运动反弹的催化剂。 现有数据显示，此类虚假指控极其罕见（通常在2%到5%之间），与估计的未向警方报案的性侵犯案件数量（约占美国性侵犯案件总数的四分之三）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像爱泼斯坦这样的人最不可能因虚假指控而被起诉——美国的无罪释放数据显示，此类冤案的受害者不成比例地是黑人和穷人。 尽管如此，爱泼斯坦和他的许多朋友仍然煽动了人们对这类指控的恐惧。 2019年，诺姆·乔姆斯基致信爱泼斯坦先生，描述了“围绕女性遭受虐待而产生的歇斯底里”。 2015年，一起罕见的虚假强奸指控登上新闻头条——《滚石》杂志不得不撤回一篇报道，报道中一名女性声称自己在弗吉尼亚大学遭到轮奸。爱泼斯坦先生抓住这个机会，兜售他对性侵指控者的看法。 在文件中众多错别字连篇的邮件中，爱泼斯坦先生写信给记者迈克尔·沃尔夫，信中写道：“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利用这篇撤稿的报道大做文章。这些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文件显示，沃尔夫先生没有回复，但当晚他给爱泼斯坦先生发了一封主题为“女性对新闻业有害吗？”的邮件。在邮件中，他附上了一篇他为《今日美国》撰写的专栏文章的链接，文章谴责新闻媒体在《滚石》杂志撤回报道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仍然将校园性侵事件渲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法庭记录和私人信件中，爱泼斯坦先生及其一些同伙将一些指控者描述为骗子和小偷。他们反复称爱泼斯坦先生最直言不讳的受害者弗吉尼亚·朱弗雷为“彻头彻尾的骗子”和“惯于撒谎的人”。 朱弗雷女士于去年自杀身亡。十多年前，她首次公开指控爱泼斯坦先生在她十几岁时对她进行性侵，并将她贩卖给他的权贵朋友。在2007年的案件中，检察官确认了数十名未成年受害者。在一项出人意料的宽大认罪协议使爱泼斯坦先生免于联邦刑事指控后，朱弗雷女士和其他受害者提起了民事诉讼。 爱泼斯坦先生聘请了好莱坞传奇公关佩吉·西格尔，请求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敦促一家新闻媒体“揭露虚假性侵指控的危害”。西格尔女士让他“用更好的语法”重写这封邮件，然后说她可以把它发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西格尔女士最近表示她从未发送过这封邮件。） 爱泼斯坦先生的长期伴侣吉斯莱恩·麦克斯韦也致力于抹黑吉弗雷女士的名誉。麦克斯韦女士目前因性剥削和虐待少女而被判入狱，她在与一位公关人员的电子邮件中列举了一系列关于吉弗雷女士的真假参半的陈述：她吸毒，有盗窃未执行的逮捕令，曾提出过性暴力指控，并且据称在申请澳大利亚签证时撒谎。麦克斯韦尔女士还写道，她听说吉弗雷女士对“巫术”感兴趣。当然，这些都无法证明爱泼斯坦先生的清白。 爱泼斯坦的档案中包含大量关于猎巫行动和塞勒姆女巫审判的混乱提及，尤其是在#MeToo运动兴起之际。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像对虚假强奸指控的道德恐慌一样，历史上的猎巫行动往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权力的焦虑。 到2018年底，《迈阿密先驱报》发表了朱莉·K·布朗对爱泼斯坦先生的三篇系列调查报道——这些报道将这位金融家推到了风口浪尖——#MeToo运动的反弹已经全面展开，各行各业都响起了对该运动矫枉过正的呼声。在美国，诽谤诉讼被用来惩罚或噤声幸存者。 档案显示，爱泼斯坦先生及其同伙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反弹。 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一项指控因一名侦探未能披露一项证据而被撤销后，电影制作人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爱泼斯坦先生。 “是的，”爱泼斯坦先生回复道，“让我们看看原告是否会受到惩罚。” “他们似乎永远不会受到惩罚，”艾伦先生回复道，“这不公平。” 2018年9月，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称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时任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她十几岁时曾性侵她。 在她作证之前，爱泼斯坦先生致信前美国副检察长肯·斯塔尔（Ken Starr），后者曾与卡瓦诺先生密切合作，并在布莱西·福特女士作证后为其辩护，爱泼斯坦先生在信中表达了对卡瓦诺先生的同情。 “我坐过卡瓦诺的座位十次了，”爱泼斯坦先生说。“她很会表演。质问她是一门艺术。如果她开始哭泣（这并不罕见），或者捏造所谓的互动造成的伤害，甚至更糟，那就必须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应对。” “明智之举，”斯塔尔先生回答道。“谢谢。” 在此期间，爱泼斯坦先生与前特朗普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进行了多次短信交流。其中一次，爱泼斯坦先生讨论了如何利用卡瓦诺的听证会来煽动人们对#MeToo运动的普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爱泼斯坦先生暗示，如果将布莱西·福特女士的证词与指控黑人男性强奸的特权白人女性相提并论，那么福特女士的证词就会被削弱——在吉姆·克劳法时期，这种指控往往会导致黑人男性被私刑处死。 “这应该能引起黑人的共鸣，”爱泼斯坦先生写道。“喜欢这个，”班农先生回复道。 这些对话乍一看似乎只是一个男人在向朋友们分享消息时的一些想法。但爱泼斯坦先生的朋友们都是权势滔天的人物，他们又与其他权势人物交好。这些对话也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拥有影响女性权利进程权力的男人，选择运用这种权力。 我发现自己在认同感和绝望感之间摇摆不定。爱泼斯坦的档案证实了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许多怀疑和最深层的恐惧——压制女性的政权的有效性，以及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如此多的权势人物，他们既卑鄙又撒谎，甚至连电子邮件的拼写检查都不会。但即便正确，即便知道真相，也难以带来多少满足感。 在爱泼斯坦先生于2017年10月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正值#MeToo运动开始兴起之际，其中一封邮件写道：他的幸存者们直接质问他：“说实话，”她写道，似乎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宁愿从未见过这一切，也从未了解过这一切，一直待在我理想化的世界里。我想，那样我会快乐得多。” “当你开始正视这类事情时，你对生活的认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档案中的证据——旨在质疑幸存者的计划的深度和广度——在缺乏广泛的女权运动推动更深层次变革的当下被公之于众。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缺乏证据，那么我们这些曾满怀信念、相信揭露真相的力量的人又该何去何从？或许，另一场女权运动最终能够找到方法，直击我们文化结构的深层——那些潜藏在我们法律之下、塑造我们信仰的势力。 因为即便在最新一批出现在档案中的知名人士出现之后，许多人仍然选择相信这些人对此毫不知情。杰弗里·爱泼斯坦谎报了他的教育背景、投资、慈善事业以及财富来源。他欺骗了他贩卖的妇女和女孩，承诺她们接受教育、拥有事业，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曾因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而被定罪长达十年之久，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他去世之前——然而他身边的许多人却相信他。 尽管爱泼斯坦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试图让我们相信，#MeToo运动“相信女性”的呼吁绝非终点。“相信女性”要求我们思考如何纠正显而易见的性别不平等，即谁必须向谁证明什么。#MeToo运动带来的自由主义改革不足以应对这一结构性挑战。 通过质疑所有在他私人但极具影响力的圈子中举报性暴力的人，爱泼斯坦先生和他的盟友剥夺了受害者最强大的防御武器——证词的可信度。沉默的誓言会在压力下或情况发生变化时动摇。最终，拉维尼亚用牙齿咬着一根木棍，在她父亲花园的泥土上写下了施暴者的名字。爱泼斯坦先生明白，说谎的人永远无法开口，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法被人听到。她的证词最终沦为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疯女人。 克莱尔·威尔莫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访问博士后研究员，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泰晤士报》致力于刊登各种类型的读者来信。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篇文章或我们其他文章的看法。以下是一些投稿建议。我们的邮箱地址是：letters@nytimes.com。 关注《纽约时报》观点版在Facebook、Instagram、TikTok、Bluesky、WhatsApp和Threads上的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