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太重，「莊」太散，作為全球第 34 大資產的 ETH 幣價滯漲，以太坊迎來了自己的「中年危機」。
今年對以太坊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份，ICO 10 週年。回看全球的科技企業，10 歲的 Apple 差點破產，市值最高也才 200 億美元。上市十年的微軟市值從 6.7 億美元增長到 1300 億美元。而以太坊的市值，是 3210 億美元。雖然在市值增長上，以太坊的前 10 年發展勢頭非常迅猛，甚至一度被認為將會超越比特幣。但加密的這一輪週期，以太坊滯漲的情況下，比特幣屢創新高，Solana「置之死地而後生」。在多次反思「以太坊到底怎麼了？」後，社區才真正意識到以太坊正面臨著前有狼後有虎的困境，也並不是無法被代替的。
事實上以太坊基金會短板不少，組織架構也非常混亂。作為一個去中心化的非盈利組織，處理好以太坊的內部組織架構也並不容易。回顧以太坊一路走來，從 8 個創始團隊理念不合「各自分離」，上演加密版的「硅谷八仙童出走」。只剩 Vitalik 一人後，這個去中心化的非盈利組織成了這個神童的「集權」時代，他的影響力和權威空前絕後。
而如今，以太坊基金會內部的複雜關係和理念衝突仍在繼續，研究員互噴，意識形態發生微妙變化。30 歲的 Vitalik 經歷了加密時代的變更、俄烏戰爭的生存與死亡和人生感悟後，他似乎也開始了新的劇本，在以太坊中扮演了一個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新角色。
階段一：Vitalik 親選「八王議政」
這個階段的重點是以太坊創始團隊的分裂與理念衝突，時間是在 2014-2015 年期間。Vitalik Buterin，這位總是對技術侃侃而談的程序員天才，在被問到在以太坊旅程中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時，他總會回答是「8 位聯合創始人的事情」。顯然，這 8 位早已出走的創始人是他的一件心事。
在 Vitalik 除了有一個 idea 之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他迎接了前 10 位回應想要加入的開發者，並從中選了其中 5 位做領導層，也就是以太坊的 5 位創始人：Vitalik Buterin、Anthony Di Iorio、Charles Hoskinson、Mihai Alisie 和 Amir Chetrit。
「這顯然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決定，他們看著就像是好人，而且他們想幫忙，所以當時我想，為什麼不讓他們成為領導層呢？」Vitalik 回顧自己當時的決定時這麼說道。
關於以太坊的聯合創始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網絡上的版本又很多，甚至連維基百科的相關條目也不斷地被編輯修改。在 Vitalik「親口認證過 8 位聯創」之後，社區廣泛認可的版本是：繼 5 位創始人之後，在 2014 年有另外三位開發者成為了聯合創始人： Joseph Lubin、Gavin Wood 和 Jeffrey Wilcke。
至此，以太坊完成了早期的 8 位核心領導組建，像極了元清初期為了防止皇帝（大汗）獨斷專行實行的「八王議政」。
柏林「朝聖」，以太坊前傳
在最近上線的《Vitalik: An Ethereum Story》紀錄片裡，Vitalik 回憶到自己是從 2013 年中期開始數字遊民生活的。
那是以太坊的史前時期，比特幣只有 204 美元，距離 Vitalik 與 Mihai Alisie 創辦 Bitcoin Magazine 過去一年的多時間。在建設以太坊時，因為受到全球各社區的邀請，他在全球到處跑。2013 年和 2014 年，以太坊在瑞士和柏林都有了總部，白皮書問世，Vitalik 到訪中國，為以太坊眾籌，拜訪礦工。
柏林，是他長待的城市。「朝聖」，Vitalik 這麼描述當時自己活躍在柏林的 Bitcoin Kiez 區域。
柏林的 Bitcoin Kiez 區域，加密貨幣支付非常普遍。大約幾百米的範圍內，有十幾家商店都接受 BTC 支付。社區的中心地帶「Room 77」餐吧也是一個社區中心，技術開發者、政治活動家等各色人群都會經常光顧。
在這個區域附近，以太坊租了一個辦公室，距離「Room 77」餐吧只有 1.5 公里，Vitalik 走路不出 20 分鐘就能到。現在在谷歌地圖搜索以太坊辦公室的地址「Waldemarstraße 37A, 10999 Berlin」，還能看到這個地址被標註上了 Ethereum Network Launch (30/07/2015)，以及當時以太坊核心早期成員的合影照。
2014 年初期，當時大部分以太坊的核心成員基本都在 Vitalik 身邊，以太坊的團隊處於高度凝聚的狀態。
那年 1 月份的邁阿密比特幣大會上，Vitalik 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們，第一次站在一起向世界展示了他們的項目，效果不錯，以太坊正式進入公眾視野。但，這也是分離的前夜。
瑞士「一戰」，以太坊的轉折點
2014 年，6 月 7 日，註定是個分離的日子。以太坊所有的領導層成員都在瑞士參加內部會議，會議討論的重點是以太坊的未來走向。
瑞士的 Spaceship house，會議地點就選在了這裡。這是 ETH 的起源地，也以太坊的第一個總部。
事實上，在這場會議之前，這個話題就已經在內部爭執了很久，甚至早已衍生出了派別。以太坊內部的關係變得緊張，「到底是拿風險投資資金的錢，還是從所有普通人那裡眾籌資金；到底是走盈利路線，成為加密屆的谷歌，還是一個純粹的非盈利組織？」成了一個不斷出現的爭論。
Vitalik 回憶這段記憶的時候說道：「我曾一度被說服，傾向於讓以太坊走向更企業化的路線。但這件事從來沒有讓我感到更舒服，甚至讓我覺得有些骯髒。」
據說，這場決定以太坊「生死」的會議持續了一整天，Vitalik 的決定是選擇了去中心化和非盈利的路線。「我整個過程中都在試圖推卸責任，因為我真的不想承擔責任，最終我不得不清除一些人。」
這個決定成為了以太坊歷史上的第一個轉折點，直接導致了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分裂。Charles Hoskinson、Joseph Lubin、Amir Chetrit 和 Anthony Di Iorio 都先後離開了。
Charles Hoskinson 是這次衝突中最為明顯的反對者，他一直主張以太坊應該成為一家商業化公司，通過風險投資獲得資金，並在之後發展成為盈利的技術巨頭。「一個橫向的權力結構，那麼清潔工和高層將處於同樣的地位，這簡直瘋了。」
離開以太坊之後，Charles 創立了開發公司 IOHK（後重組為風險投資工作室），並推出了一個 Pos 公鏈 Cardano。這是連續多年的山寨龍頭，因為早期重點建設在日本市場而稱為「日本以太坊」，也是第一代的「以太坊殺手」，市值常年加密前十。
緊接著 Charles Hoskinson 之後，Joseph Lubin 也決定不再參與核心開發，轉向創立孵化器 ConsenSys，2022 年以 70 億美元估值完成了 4.5 億美元的 D 輪融資，融資方包括 ParaFi Capital 、淡馬錫、軟銀願景基金二期、微軟等頂級 VC。這些年裡 ConsenSys 孵化了大量區塊鏈初創企業，也為以太坊建設了一批批豐富的生態項目，最成功的是插件錢包小狐狸 MetaMask，以太坊生態中最常用的錢包，每週收入達 30 萬美元，總收入近 3 億美元。
與 Joseph Lubin 類似，Anthony 也是一個家底雄厚的富二代，參與以太坊的原因就是為了賺更多錢。因此在以太坊確立了非盈利的運營模式後，Anthony 開始逐漸退居二線，處於半退出狀態，創建了 Decentral，開發 Jaxx 數字錢包，（最終在 2015 年 12 月確定離開以太坊的工作）。2018 年福布斯排行榜估計他的淨資產為 7.5 億至 10 億美元，入選加密貨幣領域富豪前 20 名。不過在 2021 年，他宣佈基於個人安全考量決定「清倉」退圈，不再資助任何區塊鏈項目，後續打算投身於慈善和其他事業。
而 Amir Chetrit，則是因為缺乏對以太坊的投入，在這次瑞士的會議上受到其他開發者和創始人的抨擊而離開，後投身於其他行業，因為一直匿名且注重隱私保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
到 2014 年底塵埃落定時，原八位聯合創始人中，僅剩 Vitalik Buterin、Gavin Wood、Mihai Alisie 和 Jeffrey Wilcke 四位還留在團隊中。
Vitalik 也曾反思，自己在挑選團隊時過於急迫，並未能考慮到各個成員之間的深層次分歧，理念的衝突和利益的碰撞，遠比他當初設想的要複雜得多。「我確實是在那時意識到，加密貨幣領域的人並不是，都像我一樣為理想而奮鬥，很多人確實只是想賺很多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個現實問題。」
階段二：以太坊上演加密版的「硅谷八仙童出走」
第一次洗牌完成後，聯合創始人團隊已折損過半。然而，對於 Vitalik 來說幸運的是，基金會正在接管更多工作，而他身邊最重要的技術夥伴 Gavin Wood，仍然與他並肩作戰。
不僅是以太坊，整個 2014 年對幣圈來說都不是那麼平凡，門頭溝被盜破產使比特幣的價格嚴重下滑，從高峰值 951.39 美元跌至 309.87 美元，跌幅高達 67%。也是這一年，CZ 賣掉了上海的房子，以 600 美元的價格梭哈比特幣擔任 OK CTO。剛從麻省理工畢業的 SBF，正在華爾街投簡歷。
Vitalik 的工作繼續展開，以太坊開始了大規模的招聘工作。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以太坊舉辦了重要的會議 DEVCON 第 0 次開發者會議，就在柏林辦公室舉辦，以太坊項目團隊的大部分成員都聚集到了柏林，大多數項目成員此前都是通過 Skype 進行交流，這是第一次見面。
當時的 Vitalik 和 Gavin 依然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會議留下的照片裡，兩人一如既往地肩並肩站在一起，象徵著那段時間的親密無間。然而，誰也沒有預料到，這個以太坊工程團隊的領導者、以太坊黃皮書的編寫者會成為接下來離開的人。
Gavin Wood 在 2015 年 10 月選擇了離開，他認為以太坊需要一個更為中心化的工程管理模式將更高效。然而，Vitalik 再一次說了「NO」。巨大的分歧最終促使 Gavin 離開了團隊，並創立了自己的公司——Parity（Ethcore）。Parity 很快成為了以太坊網絡的重要節點運營方，一度控制了 40% 以上的網絡節點。隨後，Gavin 全力推動 Polkadot 的開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以太坊的重要競爭對手之一。
Gavin 的離去直接削弱了以太坊在工程實現方面的能力，他的領導作用和技術專長在以太坊初期的開發中至關重要。隨著他的離開，團隊的效率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以太坊的 Geth 客戶端開發者分佈全球，團隊的管理和協調問題頻繁出現，開發進度也因此受到影響。
然而在 Gavin 離開後，僅剩的兩位聯創 Mihai Alisie 和 Jeffrey Wilcke 都在這一時期內先後離開了。
Mihai Alisie 是 Vitalik 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兩人共同創辦了《Bitcoin Magazine》，他曾協助以太坊在瑞士設立法律框架，並擔任基金會的副主席。Mihai 的離開較為自然，他並未與團隊產生激烈的衝突，但以太坊早期建設的核心力量進一步減少了。
Jeffrey Wilcke 逐漸退出的時間是在 The Dao 被黑客盜取鉅額 ETH 導致以太坊分叉後，將以太坊 Go 客戶端 Geth 的開發工作和技術監督權交給了他的助手 Péter Szilágyi，自己的精力轉向了遊戲開發和陪伴家人，時間大概是 2018 年 3 月。
隨著這些創始成員的離去，Vitalik 在以太坊中的孤獨感與日俱增。有開發者透露，2015 年對於 Vitalik 而言是孤獨而艱難的一年，他常常在柏林的辦公室中過夜。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 7 月份布魯塞爾的 EthCC7 會議上，Vitalik 演講結束後，曾經的以太坊三位核心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Joseph Lubin 和 Gavin Wood，完成了世紀大合影，算是給曾經這段的「決裂」閉環了一個體面的句號與和解。
「V 神」的「集權」時代
與此同時，隨著核心團隊的瓦解，Vitalik 在以太坊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空前絕後。如果讓你說出一個除了 Vitalik 之外的以太坊開發者的名字，90% 的普通社區成員都做不到，V 神一個人的權威就能代表整個以太坊。
與比特幣的「鏈下技術精英治理」不同，以太坊更多依賴於 Vitalik 的個人領導力。儘管在表面上，以太坊採用的是「鏈下創始權威治理」，技術改進必須經過社區一致同意，但實際上，Vitalik 的號召力往往能夠推動提案的快速通過。
比如在 2016 年 The DAO 事件後，Vitalik 主導的硬分叉提案得到了 85% 的投票支持，這與比特幣更為分散的決策機制形成了鮮明對比。以太坊已經從一個去中心化的社區，變成了一家由 Vitalik 和以太坊基金會控制的「一言堂」公司。
Lane Rettig，當時的核心開發者之一，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基金會的決策機制，以太坊基金會在做出重要決定時往往表現出過度謹慎，害怕偏袒某一方，甚至擔心承擔法律責任。這種猶豫不決導致基金會在發佈新的平臺改進方案、給予開發者報酬等問題上行動遲緩，甚至無法及時回應社區的需求。
「以太坊的治理已經失敗，實際上就是專家統治：一小群技術專家對協議更新有著最終決定權。」Lane Rettig 批評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曾是以太坊中文社區硬核的內容貢獻者阿劍也在《以太坊的隱憂｜預言家週報 #130》一文表示：「以太坊基金會從來沒把自己當成是這個範式的修補維護者，也從不覺得自己的權力應該有什麼限制。」
從阿劍的角度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以太坊基金會認為自己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只看到他們任意地動用這種權力，藐視其他參與以太坊區塊鏈的人，因此阿劍從以太坊中文社區轉向了比特幣中文社區 BTCStudy。Lane Rettig 和阿劍的態度代表了社區不少人的心聲。
甚至連以往極其支持以太坊生態的 Consensys，也說了實話，在《解讀 Consensys 論文：以太坊是否日益中心化？》的研究報告論文中，研究員用多種數據和指標分析後得出：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整個以太坊生態系統顯示了控制的集中元素，這可能比社區所期望的要少得多。
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特別是在中文社區裡，大家開始牴觸稱呼 Vitalik 為「V 神」了，集權讓他走下了神壇。
「嬰兒期」的基金會跌跌撞撞
與此同時，以太坊基金會還是一個磕磕絆絆的「嬰兒階段」，許多基金會成員都是臨時頂上任命的。
比如當時的 Kelley Becker 和 Frithjof Weinert，分別短暫的擔任了以太坊基金會的首席運營官和首席財務官，負責基金會的日常運營管理和財務管理，確保基金會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以太坊的開發和運營。但他們的任期都不長，很快就離開了基金會。
直到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太坊基金會開始運作逐漸走上正軌，成為支持技術開發和治理決策的重要支柱。以太坊基金會開啟了董事會選擇，基金會最初的組織架構：瑞士和柏林的中心是最大的。
2015 年年中，在 IT 和管理諮詢領域擁有多年的經驗的 Ming Chan 被任命為以太坊基金會的新執行董事，處理基金會的日常運營事務，使其規範的管理，確保技術開發和社區運營在法律和監管的框架下順利進行。
基金會的內部架構也進一步明確。除了 Vitalik 依然作為技術和社區的核心人物外，Lars Klawitter、Vadim Levitin 和 Wayne Hennessy-Barrett 也加入了基金會的董事會。
Lars Klawitter 在基金會中負責技術與創新的整合工作，他早年作為創業者活躍於互聯網革命時期，曾擔任勞斯萊斯汽車的創新業務負責人。而 Vadim Levitin 則是一位曾為聯合國工作、擁有廣泛國際經驗的技術專家，幫助以太坊基金會在全球範圍內拓展影響力。Wayne Hennessy-Barrett，是另一位為基金會帶來全球視野的董事會成員，在非洲新興市場有著豐富的運營經驗。
隨著這些新成員的加入，以太坊基金會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治理結構，基金會的核心任務也逐漸從技術開發向社區協調和資源分配轉變。與此同時，基金會還持有大量的 ETH 資產，並通過資助各種研究項目和開發者團隊來支持以太坊生態系統的發展。
而以太坊核心開發者，則被歸入了以太坊基金會的研究小組。2015 年 7 月 30 日，標誌著以太坊主網上線的歷史性時刻。在柏林的辦公室中，拍攝了一張極具歷史意義的照片，記錄了當時的一些核心成員，至此，以太坊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洗牌。
與 Vitalik 同框的人包括了 Gustav Simonsson、Christian Reitwiessner、Christoph Jentsch 等，幾位值得一提的核心開發者包括：
Gustav Simonsson 是以太坊早期的安全顧問，在以太坊主網的安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離開以太坊後，他加入了 Dfinity，繼續在去中心化計算網絡的領域深耕。
Christian Reitwiessner 是 Solidity 編程語言的開發者，為以太坊運行智能合約提供了基石。
在 Solidity 開發團隊中，Liana Husikyan 也是一個重要成員，她是 Remix IDE 的主開發者之一。Remix 是用於編寫和部署智能合約的集成開發環境，幫助簡化了智能合約的開發流程。
與此同時，Christoph Jentzsch 是 Slock.it 的創始人，也是 The DAO 的發起者之一。雖然在 2016 年因安全漏洞導致了分叉，但 The DAO 仍是區塊鏈歷史上最重要的實驗之一，推動了去中心化治理模式的探索。
此外，還有 ERC 20 和 ERC 725 的作者 Fabian Vogelsteller 、推動了以太坊從工作量證明（PoW）向權益證明的過渡的 Vlad Zamfir 以及是以太坊基金會的安全負責人 Jutta Steiner（後來成為了 Gavin 創立的 Parity Technologies 的 CEO）。
階段三：以太坊的「中年危機」與去 Vitalik 化的嘗試
以太坊核心成員的第三次洗牌，是從 2018 年開始的。
這時幣圈已經歷了 ICO 大爆發和 94 大暴跌，開始了加密貨幣的「監管清算之年」，比特幣價格從最高 19870 美元跌至最低 3000 美元左右，Binance 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交易平臺。距離主打高性能高效率高吞吐量的「以太坊殺手」Solana 問世還有 2 年時間。
而人們說起以太坊時，伴隨提到的事基本是兩件：一是以太坊 2.0 的升級，二是以太坊基金會又又又賣幣了。
基金會控制的 ETH 供應量在幾年裡不斷減少不斷拋售，社區成員表現出的負面情緒偏多，不過也有以太坊基金會成員表示，這是基金會有意去中心化的表現之一，「EF 有意識的想減弱自己的影響力和作用，是一件好事。」
確實，自從 2018 年 Aya Miyaguchi（宮口禮子）接替 Ming Chan 擔任以太坊基金會的新任執行董事後，基金會不再像最初那樣是所有開發工作的中心樞紐，更多地轉向了支持和協調不同項目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以及擴大基金會與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比如 ConsenSys。
Aya Miyaguchi 上任之後，EF 的職責劃分更清晰了，主要限於：
1、每年舉辦一次 Devcon 或 Devconnect；
2、維護一個執行客戶端 Geth，但不維護任何共識客戶端；
3、每年向更廣泛的社區提供數千萬美元的無附加條件的資助；
4、主持電話會議：比如由 Tim Beiko 主持的 All Core Devs（ACD），由 Alex Stokes 主持的 All Devs Consensus（ACDC）等等；
5、做研究：這可能是仍然集中化的部門之一，但有可能部分 EF 研究團隊將會獨立；
6、路線圖制定：Vitalik 更新了路線圖圖示，然後有幾十項工作由不同團隊並行開發；
以太坊基金會官網目前公開的領導層成員只有三位，除了 Aya Miyaguchi 和 Vitalik 之外，還有一位董事會成員 Patrick Storchenegger。
在這一時期中，以太坊基金會中幾位新一代的核心開發者逐漸嶄露頭角，成為了以太坊 2.0 以及整個生態系統中的關鍵人物，以下是我個人認為在以太坊中很重要的人員名單包括：Danny Rya、Justin Drake、Tim Beiko、Dankrad Feist、Solidity 的創造者 Christian Rwitqiessner 和 Péter Szilágyi 等。（在我看來，沒有特定的順序，也不一一細數了）
Danny Ryan 是以太坊 2.0 團隊的核心成員，被社區譽為「以太坊 2.0 的總工程師」，在協調以太坊 2.0 的開發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信標鏈的推出和合並升級過程中，並在紀錄片《Vitalik: An Ethereum Story》中作為第一個出鏡的以太坊基金會研究員。（注：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Ryan 於 9 月 13 日宣佈因個人原因無限期退出以太坊的開發，結束了七年以太坊開發生涯）
自 2017 年加入以太坊基金會以來，Justin Drake 的主要工作也是以太坊向權益證明（PoS）的轉型，並且在 ETH 合併的執行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Justin Drake 也是社區中關於以太坊未來技術路線圖的主要發言人之一，經常參與播客和訪談來教育公眾，比如以太坊基金會的 Reddit AMA，Justin Drake 也是幾個主要發言人之一，在社區中的基礎非常好。
Tim Beiko 自 2018 年全職加入以太坊基金會，並在 2021 年成為核心開發者的領導之一，負責組織 ACD 電話會議，是以太坊核心開發者之間的重要橋樑。作為協議工程師，他的工作涵蓋了多個以太坊改進提案的推進。
Dankrad Feist 是以太坊基金會的重要研究員，專注於無狀態（Statelessness）和數據可用性（Data Availability）問題的研究。他提出的「Danksharding」概念在以太坊的分片技術路線中，因此以太坊主網最後選取的拓展方案就是以 Dankrad Feist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同時，他對 MEV（最大可提取價值）問題的研究也對以太坊的安全性提供了新的見解，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與 Geth 目前的開發負責人 Péter Szilágyi 曾產生過公開的爭執，最終迫使 Vitalik 出面調停。相關閱讀：《以太坊基金會陷內憂外患：研究員與工程師激辯，成員擔任 EigenLayer 顧問或存利益衝突》。
完成了團隊成員的穩固後，從 2018 年到 2022 年，以太坊生態擴張獲得了主流認可。2019 年，Uniswap、Compound 、SushiSwap 等 DEX 為任何提供流動性的 DeFi 用戶提供了豐厚的收益率，DeFi Summer 讓以太坊的 TVL 快速增長。2021 年，是「元宇宙的世紀元年」，Facebook 更名為 Meta，為 NFT 的大爆發做出鋪墊。2022 年，幣圈經歷了「雷曼時刻」，Luna 和 FTX 先後倒下，Solana 生態受到重錘，而以太坊成功從 PoW 轉為 PoS，Layer2 賽道蓬勃，一時風光無兩，完成了自己的爆發期。
意識形態危機：EF「國會化」
然而，月盈虧，水滿溢，凡事盛極必衰，物極必反，陰陽轉化，盈虛消長。
終於，以太坊迎來了自己的「中年危機」。
今年是轉 PoS 兩週年，ETH 價格停滯不前。雖然最高時價格一度重新突破 4000 美元，但與 BTC 與 SOL 相比，在這輪市場週期中的表現極差。ETH 兌 BTC 的降幅約為 48.70%，ETH 兌 SOL 的降幅約為 63.55%。
最明顯的是，今年比特幣達到新高之後，以太坊仍在 2300-3000 美元的價格徘徊。作為全球第 34 大資產，以太坊的「車」太重，「莊」太散，在這種規模下，以太坊的增長是非常困難的，幾乎是在與「重力」抗爭。
金融界又有一個規律是，當一個資產規模達到 3000 億或 5000 億美元時，都會面臨一個「增長瓶頸」，以太坊正處於這個「瓶頸」階段，不僅是價格「瓶頸」，以太坊還面臨著意識形態變化的危機。
「防止以太坊僵化」以及「以太坊基金會的意識形態變化」也成為了基金會成員常討論的問題。
順著剛才 Dankrad Feist 的話題說下去，Dankrad Feist 引起的爭論不只是和 Péter Szilágyi 在 MEV 問題上，還上升到了作為以太坊基金會成員的中立性問題。
5 月 21 日，Justin Drake 和 Dankrad Feist 先後披露自己此前已成為 EigenLayer 顧問，並將拿到「可能超過自己現有財富總和」的 EIGEN 代幣作為報酬。
儘管兩位研究員均聲稱自己是以個人身份參與顧問，且會在 EigenLayer 違背以太坊利益的情況下「隨時準備結束」顧問職位，但顯然社區對此並不買賬，在潛在收入「可能超過自己現有財富總和」的情況下，一個人很難保證自己視金錢如糞土。
顯然，在這個洗牌期，以太坊基金會就像是以太坊的「國會」，研究員們手裡寫出的 EIP 可以直接改變以太坊的方向與格局，影響上億美元的生態產業。隨著生態參與者數量和體量的不斷增長，EIP 牽涉到越來越多的利益關係。每個參與者都希望自己能像 L2 那樣在升級中得到「特殊照顧」，但又無法做到所有人與以太坊利益保持一致，因此 EF 研究員就成了資本眼中必須拉攏的「議員」。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EigenLayer 願意花重金，僱傭以太坊基金會成員，因為他們花錢在 EF 買了一個說客。相關閱讀：《EF 沒有夢想》。
對於項目來說，為了給自己爭取生態正統性，必須通過各種方式盡力與 EF 搞好關係，這時身邊若有一個與 EF 接近的人，臺上臺下做事都要方便很多。對於 VC 來說，與 EF 搞好關係則是更早接觸優質投資標的的便利渠道，藉由 EF 研究員引薦的項目，不僅更容易拿到份額，在正統性方面還能提前上一層保險。
不管願不願意，EF 研究員身邊必然埋伏著各路圍獵的資本，要麼委以顧問職位，要麼直接贊助研究員的個人研究，而研究員自己似乎對此也並不反感。在 EigenDA、Celestia 等模塊化趨勢日漸明顯的背景下，這種情況或許將以更加快速和明顯的方式展現出來，更多團隊會在 EF 擁有自己的議員團隊，而 EF 自身也將因各方利益的解綁發生了意識形態的變化，並走上「國會化」的道路。
沒有 Vitalik 的以太坊
以太坊基金會走向「國會化」的同時，也有去 Vitalik 化的跡象。
在 Vitalik 父親的回憶裡，以太坊剛建立的時候，Vitalik 沒有想做什麼領導，更多的想法是：「嘿，我想出了一個很酷的點子，讓我先寫下來，然後或許會有一些聰明有影響力的人做點什麼。」
但是然後，事情發生了一些變化，很多人加入項目，他們告訴 Vitalik ：「應該推動這個項目的人，是你。」於是，人們就將他推向了領導者的位置，但這一切不是順其自然的，對他來說，這是他舒適區之外的事，這仍然是他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Vitalik 曾幾乎完美的滿足了我們的社會對科技創始人的那種深化形象，對年輕的崇拜，對某種天真無邪卻又擁有強大力量的執著迷戀。」就像多次採訪過 Vitalik 的經濟學教授 nathan schneider 說的那樣。
但 2024 年，Vitalik 30 歲了。
在黑山做 Zuzalu 時，他看到比他年輕整整十歲的人在各種項目中擔任領導角色，作為組織者或開發人員；在韓國的一個 30 人左右的黑客聚會，他第一次成為房間裡最年長的人。
Vitalik 滿足了一大批程序員對理想中的自己的想象，年輕，傳奇。Vitalik 是一種符號，不再年輕的他已經不適合做這樣的角色了，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10 年前，他想的是做點很酷的東西，很多人都稱讚他是像扎克伯格這樣的改變世界的、厲害的、年輕的神童之一。而現在經歷了加密時代的變更、俄烏戰爭、生存與死亡後，Vitalik 有了新的感悟：「我現在正扮演著完全不同的角色，是時候讓下一代接過曾經屬於我的衣缽了。」相關閱讀：《Vitalik 的 30 歲人生感悟：是時候讓下一代接過曾經屬於我的衣缽》。
「我很好奇如果沒有 Vitalik 的領導，以太坊是否還能生存？」9 個月前，一個相關的討論帖子在以太坊 reddit 上得到了許多討論：「過去幾年，Vitalik 確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引領以太坊」、「我甚至聽說，Vitalik 甚至不是解釋以太坊路線圖的最佳人選。」
在以太坊基金會工作的 marcocastignoli，也表達了自己的個人觀點：「雖然我不是其中之一，但我清楚的知道 Vitalik 只是 EF 研究團隊一員，研究團隊都是一群太聰明的大腦組成的，而 Vitalik 在他們中間只是平均水平」
前文提到過的幾位新的核心成員（Danny Rya、Justin Drake、Tim Beiko、Dankrad Feist、Christian 和 Péter Szilágyi 等）逐漸嶄露頭角，成為以太坊社區中的核心開發。
況且根據 Electric Capital 的統計，目前活躍的以太坊核心開發者多達 99 名，這一數據遠遠領先於其他區塊鏈項目，如比特幣、Cardano、EOS 或 Tron。再往更大的範圍看，目前以太坊網絡已經擁有超過 25 萬名開發和研究人員，是最去中心化的區塊鏈開發社區之一。
年輕的 Vitalik 在被暴雪拋棄時，他能用自己的技術創造一個新世界，似乎一切都是由技術創造的。而經歷過這幾輪以太坊團隊成員的大洗牌之後，他發現自己終於無能無力了，Vitalik 的自我就是從這時開始被解構的。
就像他 30 歲人生感悟的結尾寫道的那樣：社區、意識形態、「場景」、國家，或者非常小的公司、家庭或關係——都是由人創造的。
而不是由技術創造的。況且 Vitalik 也早已經不是以太坊中最年輕、最聰明甚至最能代表路線圖的技術研究員了。Vitalik 的角色將繼續弱化，終有一天，以太坊會成為沒有 Vitalik 的以太坊。
或許現在是時候，想象一下沒有 Vitalik 的以太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