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
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在4月2日發起的對全世界的關稅戰，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幾乎將戰後八十年來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成果摧毀殆盡。
這場關稅戰對於中國而言，主要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關稅戰本身，背後的關鍵問題是，它是特朗普政府的目的還是手段？第二個層面是世界秩序的調整，即不可持續的“超級全球化”所累積的結構調整問題，將如何重塑全球貿易、貨幣金融秩序；第三個層面是全球文明的重構問題，涉及到人類多元文明以什麼樣的形態競爭、共存。
目前，人們似乎更關注於這場關稅戰的誰輸誰贏，或者說 “誰先頂不住”這類的眼前問題，少有關注其背後的深意何在，對中國在外部環境發生劇變的條件下應該如何應對，卻少有深層次的思考，或者來不及認真思考。換言之，在全球經濟嚴重失衡、“超級全球化”不可持續的前提下，藉助這種環境形成的既有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應該如何調整、轉型，以維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社會進步和可持續崛起（避免崛起中斷），是我們應該嚴肅、認真思考的大問題。
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特朗普試圖構建的世界新秩序是個什麼樣子？我們與這種新秩序的關係，以及怎樣通過全面、深層次的改革，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
這場關稅戰，幾乎超出了所有經濟學家的預料和想象力，因為它完全不符合經濟學的基本邏輯。這也意味著針對這場史詩般的全球博弈，必須要進行多學科的、綜合的分析，至少，也要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進行思考，任何單一學科的分析可能都是蒼白無力的。這裡，主要討論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特朗普究竟要做什麼？二是他要怎麼做？三是我們應該怎樣應對？
第一個問題：新一屆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目標
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特朗普看到了什麼問題？
簡單地說，就是自上世紀80年代開啟、90年代和21世紀初達到高潮的“超級全球化”不可持續，即美國以財政赤字負債擴張內需、以貿易逆差方式為全球提供充分就業與更高水平經濟均衡的道路，是不可持續的；二戰後美國基於羅斯福全球多邊主義理念和“冷戰”的戰略需求所構建的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讓美國付出了巨大代價，為了這種“外部均衡”不得不犧牲了諸多“內部均衡”，結果是國內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政治日愈極化，民粹主義興起。特朗普的兩度執政，正是這種“內部失衡”日趨嚴重的政治體現。所以，特朗普的簡單、粗暴是表象，本質是他看到了美國所面臨問題的關鍵所在：迄今為止，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構建的自己主導全球經濟、政治和安全秩序，在中國參與後的強大競爭面前，正在發生動搖。這個問題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正因為如此，即便四年或八年後特朗普下臺，無論誰執政，都要去解決這個問題。戰略目標不會變，變化的只是手段。
在新一屆特朗普政府看來，其發動關稅戰既有歷史經驗所據，也有理論邏輯所依。
從歷史經驗來看，一方面，美國在19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關稅佔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都超過80%，南北戰爭後雖開始下降，但到19世紀末該比重仍超過40%，1913年關稅收入仍佔聯邦總收入的45%。由於1913年通過的《憲法第十六修正案》確立了聯邦所得稅的合法性，美國成立了國稅局，同年的《安得伍德關稅法》降低了關稅稅率，所得稅開始代替關稅成為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關稅收入佔比到1916年降至28%，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經不到5%。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雖然提高了關稅，但同期大蕭條卻使得貿易量銳減，實際上關稅收入有所下降，隨後的“羅斯福新政”擴大了消費稅和社會保障稅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對於特朗普而言，所謂MAGA的內涵之一，就讓美國恢復到19世紀美國崛起時代以關稅作為聯邦財政收入支柱的狀態，這樣既可以懲罰貿易伙伴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讓它們吐出大量“侵佔美國利益”的便宜，又可以快速彌補財政赤字、實施其對企業減稅的承諾，並迫使外國資本直接投資於美國本土，振興製造業。與此同時，16-17世紀西班牙帝國崩潰的歷史教訓，讓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印象深刻。16世紀，西班牙從美洲輸入的黃金多達200噸，白銀更是多達18000噸。這筆外來財富至少產生兩個後果：一是使得西班牙依靠輸出貨幣成為純消費國，高度依賴進口的“空心化”經濟結構導致黃金白銀大規模外流，促使荷蘭、英國等敵對國家制成品產業大發展，國力日益強盛；二是為了支撐同法國、荷蘭和英國的戰爭，西班牙被迫通過金融創新——以抵押未來財政收入的方式放債透支獲取戰爭資源，但連年戰爭導致政府債臺高築，最終走向破產、衰落。西班牙帝國經濟“空心化”、過度“金融化”的教訓，讓如今面臨類似狀況的美國格外焦慮，避免西班牙帝國衰落的命運成為新一屆特朗普政府的高度共識。
另一方面，就近期經驗來看，新一屆特朗普政府認為，第一屆特朗普政府2018-2019年間對中國加徵關稅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卻被中國通過大規模的轉口貿易破解，因而必須全面修補“漏洞”。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數據，2018年美國對華加徵了17.9%關稅後，核心CPI漲幅微弱，僅為-0.3-0.6%，並未引發顯著的通貨膨脹。然而，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卻促進中國轉口貿易大發展，2017年至2019年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雖略有下降（下降了約300億美元，下降幅度不到10%），但同期它對越南、墨西哥等國的貿易逆差卻分別增長了45%和23%，結果並未改善貿易失衡，且製造業外流仍在加劇，就業增長微弱。這也正是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對越南、墨西哥、柬埔寨等國施加高額關稅的重要原因。
從理論上講，新一屆特朗普政府正在試圖全面否定新自由主義及其主導的“超級全球化”，重新迴歸凱恩斯主義的邏輯，即實現國家管理的“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引領下，美國經濟日益高度金融化，同時跨國公司外包業務快速發展，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在所謂“歷史的終結”口號及其觀念的鼓舞下，全球化無論在內涵還是範圍上都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進展。在內涵上，GATT框架下以工業製成品為核心的自由貿易規則，被WTO框架下貿易規則擴張所取代，諸如服務業、農業、補貼、知識產權、衛生和動植物檢疫標準等此前被視為國內政策的規則，已經成為WTO的全球貿易規則；同時，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被禁止的私人資本流動全面放開，國際金融機構將其監管規則、標準推向全球，直至監管成員國國內銀行等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等微觀指標，部分歐盟成員走的更遠，率先控制彼此間的匯率波動，最終採用了單一貨幣。在全球化的適用對象上，原本主要以工業化國家為主的貿易自由化擴展到幾乎所有國家，貿易自由化所依託的價值觀、政治體制及其國家經濟政策體系日益多元。人們把這種全球化稱為“超級全球化”，它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美加墨自由貿易區協議》簽署和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標誌，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達到高潮。
然而，這場“超級全球化”盛宴卻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歸納起來，它至少面臨著三個悖論：第一個悖論，它雖然總體上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趨於縮小，但卻使得各國尤其是其主要推動者美國的國內收入（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民粹主義正是對這種“超級全球化”的社會政治反應（動）。第二個悖論，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全面擴大。一般而言，在封閉經濟條件下，企業利益同國家利益往往是一致的，但全球化改變了兩者之間原本的利益共同體關係，謀求在全球範圍內自由配置資源的跨國公司把大量的企業利潤留置在東道國，使得相對於國際資本流動性更弱的勞動者的就業發生大規模轉移，實際上資本輸出國的貿易逆差正是這種生產能力（就業機會）轉移的結果，其中最大的獲益者是金融資本和跨國外包的產業資本，普通的傳統產業勞動者不得不承受其成本和社會後果。第三個悖論，“超級全球化”的規則與各國不同的制度偏好之間的矛盾、衝突日愈難以調和。一方面，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尤其是“鐵鏽地帶”失業加劇，導致美國社會分裂日趨嚴重，政治精英將原本主要由技術進步和跨國公司產業海外轉移引發的失業問題，轉向所謂的“分配正義”和“社會傾銷”問題，即將因生產率低下導致的低工資情況同依靠忽視、侵犯勞工權力來降低成本的情況區分開來，強調後者因規則差異導致的“不公平競爭”是美國國內失業日益嚴重的根源，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公平貿易”的重要內涵。另一方面，丹尼·羅德里克的全球化“三重困境”對特朗普政府及其成員影響很大，即“超級全球化”、民主和國家主權不可能同時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實際上，羅德里克的這個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源於卡爾·波蘭尼的“市場脫嵌”理論，即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市場經濟）嵌含在社會當中，無法脫嵌，因為生產是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為廣義的社會體的一部分，市場並非是終極目標，而是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因而在羅德里克看來，應當將全球化及其發展置於新的政治現實和技術條件基礎上，將自由民主的要求擺在重要位置，換言之，就是將社會民主的需求置於國際貿易、投資的需求之上，避免市場“脫嵌”，以此實現並維持開放的全球經濟，追求“可控的全球化”。
顯然，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和世界第一消費大國，都面臨著嚴重的、難以持續的結構性問題，這不僅體現在兩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具體數據上，僅從雙方都試圖轉變成對方的樣子這點來看，全球失衡問題也是不可持續的。
4月下旬，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和副總統萬斯分別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發言，所透露出的信息格外重要，基本上可以勾畫出美國發動此次關稅戰的基本戰略意圖。
斯科特·貝森特4月下旬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年會期間的發言，有幾點內容值得關注：一是IMF、世界銀行（WB）的核心目標應該是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首先就是恢復全球貨幣體系，兩者必須展現出“清晰的領導力”；二是特朗普政府強調的“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單幹，更不意味著美國在這兩個機構中的後退，相反，美國必須強化在這兩個機構中的領導力；三是全球失衡在貿易領域表現的非常明顯，美國面臨的巨大、持續的貿易逆差是不公平貿易體系的結果，空心化、製造業衰退等是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重要問題，全球貿易失衡對美國來說不可持續，對其他經濟體而言同樣不可持續；四是中國尤其需要“再平衡”，中國需要改變，美國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再平衡”，因為美國自己也需要“再平衡”；五是全球經濟關係應該反映安全夥伴關係，只有安全夥伴之間才能進行真正的互利貿易；六是關於IMF、WB改革，指出 IMF遭受了“使命偏離的困擾”，偏離了促進全球貨幣合作和金融穩定的軌道，把大量精力和資源投入到氣候變化、性別和社會問題上，這些做法擠佔了原本應投入到宏觀經濟穩定、協調方面的大量工作，而WB則必須中止對那些早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的貸款，應為那些早就達到“畢業標準”的國家尤其是中國設定時間表，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做發展中國家來對待是荒謬的，等等。
相較於貝森特聚焦於國際貨幣體系及其機構的發言，副總統萬斯4月23日在印度齋浦爾（Jaipur）的發言更具全局性和戰略性，基本上勾勒出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對外關係的戰略框架。核心內容是，美國不是在搞“孤立主義”，而是要構建“基於價值觀信任的、有選擇的”全球化，只有那些具有相同價值觀的貿易伙伴、尊重勞工權益的國際夥伴——它們不是為增加出口而壓低工資，而是珍視勞動者的付出——才能同美國一道共建基於公平和共同利益的貿易合作關係，這個新的全球貿易體系可以實現三個“真正”，即“真正的均衡”“真正的開放”和“真正的穩定與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萬斯這個講話前不久的 4月7日，越南針對中國經越南對美國的轉口貿易開始實施史上最為嚴格的原產地監管新規：啟用商品穿透式追蹤系統，即便是一顆小螺絲釘從中國進口、在越南組裝成手機後出口到美國，該系統也會自動標記整條供應鏈，並將相關數據同步給美國海關。同時，該新規要求產品的本地增值比例從30%提升至40%，個別產業如電子、紡織等甚至要求達到50%以上，而且要求企業“自證清白”：採購發票、工廠生產線錄像、人工費用等資料至少保留三年，以備隨時接受抽檢；企業一旦被抽查，必須在48小時內備齊所有證據鏈材料；倘若被查到造假，將受到相當貨值50%以上的罰款，甚至沒收貨物，即便產品已經進入美國，也會按照最高關稅額度罰款。
顯然，如果我們把貝森特、萬斯的講話與美國政府全面圍堵中國轉口貿易的行動結合起來，不難發現，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已經從上一屆執政時期只講利益的交易原則，轉變為將民主黨“價值觀聯盟”理念融入其中的綜合戰略原則，展現出其試圖構建的“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的核心框架：“價值觀共識+制度兼容+產業鏈認證”。這將成為美國試圖構建的全球貿易、投資和貨幣體系的根基。
不難看出，特朗普所要的不是一場普通的交易。千萬別錯看他，更不要小看他。他所圖謀的是一場新的全球化規則的重塑。其主要的戰略目標有三個：（1）解決財政赤字、消除逆差、促進製造業回流、增加就業；（2）改WTO的多邊規則為有限制的、可控的多邊規則甚至是單邊規則，將IMF、WB塑造成繼續維繫美元霸權的工具；（3）孤立、圍堵中國，所謂“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本質上就是謀求構建新的“去中國化”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看，正如多年來我一直強調的那樣，美國不是在搞什麼“逆全球化”，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全球化”，而是要搞新的排除中國的新一輪所謂“更高規則、制度水準”的全球化。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關於“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共識早已不再，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風險不是什麼“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
第二個問題：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將要做什麼？
貝森特特別是萬斯的講話，透露出特朗普的總體戰略舉措。這裡，我主要聚焦於國際貨幣金融領域，分析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可能採取的政策措施。因為關稅或貿易的背後，是更為複雜和關鍵的貨幣金融問題。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後半期的西方文明，主要建立在以下四個制度（世界秩序）基礎之上：一是“冷戰”格局下的安全均衡；二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美元-各國貨幣“雙掛鉤”為核心的國際貨幣制度；三是以美國自主讓渡利益的“不公平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為的是團結盟友並促進其經濟恢復和增長，維護“冷戰”同盟與安全均勢；四是自由民主體制下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發展及其擴張，促使日本、聯邦德國等“原來的敵人”實現了戰後經濟恢復、繁榮和經濟增長，帶動世界經濟進入戰後“黃金時代”。
在上述這些制度基礎中，佈雷頓森林體系以及後來的美元體系最具關鍵性。佈雷頓森林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初的崩潰，同樣是如今這場大變局的重要背景。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隨後美元體系的形成過程中，伴隨著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結構高度金融化和跨國公司海外產業轉移（全球產業鏈塑造）所形成的“金融國家”與“貿易國家”（前者貨幣為儲備貨幣且金融市場發達，後者貨幣不是儲備貨幣故需要靠出口賺取國際儲備貨幣，且金融市場發展落後）這種貌似完美的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邏輯，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或者說，美元體系得以順利運行的重要前提，就是全球經濟失衡，即美國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必須為全球“貿易國家”提供最終商品市場，這種市場提供在壓低其國內消費價格的同時，“貿易國家”將賺取的大量商品美元以投資美國各種金融商品（國債、公司債、股票等）的形式流入美國，壓低市場利率、彌補貿易赤字。這種用資本項目黑字彌補經常項目赤字的國際收支結構依然無法填補貿易逆差，且形成了財政赤字與貿易赤字長期交織的“雙赤字”局面。
戰後美國由製造業強國向金融國家的轉變，是美國主導經濟思想、邏輯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在此過程中，美國同其他發達國家的市場秩序、規則是不一致的，並時常發生矛盾和衝突。包括日本、聯邦德國在內的其他發達國家雖然採用的是市場經濟規則，但相較而言它們是保持本國特色的凱恩斯主義式的市場秩序擴張，注重在市場秩序擴張過程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保護。主要發達國家之間這種市場秩序擴張及其規則的不均衡（對稱），也是導致上世紀80年代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根源。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元體系下金融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邏輯矛盾亦日益明顯。
早在上世紀40年代，卡爾·波蘭尼便洞察到，均勢並不能確保和平，和平是由國際金融來達成的；國際金融是人類歷史上所產生過的最複雜制度的核心。後來，羅伯特·吉爾平發現，每一種國際貨幣體系都有賴於特定的政治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講，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後的美元體系，在面臨後發大國快速崛起、競爭激烈的條件下，同樣不可持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曾經如日中天的“超級全球化”，很可能是人類歷史的“短暫一瞬”。
從這個視角來看，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不過是其試圖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第一彈”，儘管它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但不過是其向對手施壓的手段和槓桿，隨之而來的，不僅是其對全球貿易體系的重塑，還有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因為無論在國際社會還是國內，徵收高額關稅必將觸及到貨幣金融領域的諸多問題，並將受到它們不同程度的反噬。事實上，對特朗普關稅戰的最主要制約，不是與其他大國的博弈，而是美國資本市場和美聯儲貨幣政策選擇，因為特朗普徵收高關稅的金融阻力很大，甚至會越來越大。一方面，高關稅政策可能引發通貨膨脹。雖然對美國通貨膨脹的最終發展程度有不同預測，但如果通貨膨脹持續下去並徘徊在高位，必將對美國民眾的消費能力、選民的耐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選擇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4月2日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稅後，美股、美匯、美債“三市共殺”，尤其是美債暴跌，足以顯示出市場用腳投票的巨大壓力。美債收益率在特朗普宣佈加增所謂“對等關稅”後的一週時間裡飆升50個基點，達到了4.49%，上一次出現類似單週漲幅還是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時。這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和財政安全造成的衝擊無疑是巨大的。高額關稅倘若長期持續，甚至可能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美債價格下跌導致收益率上揚，加大利率上升壓力，加重政府利息支出負擔，加徵關稅在短期內增加的那部分財政收入，很可能被金融市場因素導致的政府財政支出增加所吞噬，如果政府需要發行更多新債來補充財政虧空，那麼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因此，特朗普加徵關稅的政策，無論是在國際社會還是在國內，都會遭到貨幣金融問題的掣肘，他將如何應對、解決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其實，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大國在這場關稅戰中之所以敢於與美國“對著幹”，很大程度上源於特朗普政府短期內難以頂得住國內諸多壓力的判斷，因為時間不再特朗普一邊——兩年一度的中期選舉、四年一度的大選都會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焦慮和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貿易的背後是金融。特朗普執政團隊試圖重塑的不只是全球貿易體系，還有國際貨幣體系，因為無論如何，特朗普在第一次執政和再度執政後揮舞關稅大棒的底氣，就在於美元體系所具有的“軟實力”和美國安全領域的“硬實力”，而且其關稅戰能否順利實施，也受到貨幣金融問題的約束，如何解決貿易失衡與貨幣金融失衡之間的政策衝突，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面對的緊迫課題。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對這些問題的應對，以及美國資本市場的反應和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選擇，都將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應，重塑國際貨幣體系。
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作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於2024年11月發表了《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以下簡稱米蘭報告）。對此，我應《中國外匯》雜誌之邀前不久發表了題為《魚與熊掌能否兼得：米蘭“新美元體系構想”述評》的文章。在此，簡要介紹一下核心觀點。
雖然“米蘭報告”標題是“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但其理論探討與政策主張卻集中在貨幣金融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勾畫出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戰略構想：
第一，高度關注特朗普政府在以美國利益為核心重振製造業、實現與其他國家“更加公平競爭”地位的過程中，貿易失衡與貨幣金融失衡之間的政策矛盾及其協調，試圖在以高關稅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輔以貨幣貶值來抵消高關稅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等不利影響。
第二，試圖通過單邊或“有限多邊”的政策協調，在維護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同時，形成一個“新美元體系”，該體系相較於既有美元體系有兩個主要的不同：一是美國不僅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市場提供者，同時也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製造業生產能力提供者，改變現有的以資本項目順差彌補經常項目逆差且仍有大量赤字的國際收支結構；二是公開將安全體系與國際金融體系緊密聯繫起來，強迫主要貿易伙伴尤其是盟國支撐美元霸權。
第三，公開要求貿易對象國尤其是盟國分擔美國在全球貿易、金融和安全領域中的成本，並以貿易成本（徵收高額關稅）、金融成本（短期國債長期化）和安全成本（保護傘提供或撤出）構成一個互為支撐的“成本轉嫁體系”，脅迫貿易伙伴國、美國國債持有國及其盟國進入到該體系當中，籍以形成一種新的“結構性權力”——集美元的安全優勢、金融優勢為一體的“新美元體系”。
第四，以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試圖將中國置於要麼合作（製造業投資美國、支撐美元）、要麼因關稅壓力等陷於所謂經濟動盪的境地，而且幾乎在所有領域都試圖迫使其盟友和其他國家選邊站隊，離間它們同中國的經濟交流及其深化發展，孤立中國。
該報告重點關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在試圖以高額關稅開啟振興美國製造業的前提下，如何破解貿易失衡與貨幣金融失衡之間的政策衝突，讓高關稅的“魚”與美元幣值調整（貶值）的“熊掌”能夠兼得。再一個就是解決既要維護美元體系的權力優勢又要避免美元貶值可能導致的美元信用損害的矛盾。“米蘭報告”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美國之所以出現鉅額經常賬戶逆差，不是因為進口太多，而是因為它必須出口美國國債——通過資本項目順差彌補經常賬戶逆差，同時以此為全球提供儲備資產，故強調美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元”，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破解美元長期高估和非對稱的貿易條件。
為緩解貿易均衡與金融均衡之間的政策衝突，米蘭報告給出的政策選項主要有兩個：一是將關稅作為“談判工具”，在改善貿易條件的同時，可以將其作為撬動對手被迫在金融領域臣服的“槓桿”；二是將貨幣金融問題與安全問題直接掛鉤，利用美國的安全優勢迫使對手進入其構建的“新美元體系”。“米蘭報告”的一個目的在於，擔心在貨幣金融問題上是“門外漢”的特朗普將提高關稅作為其內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因而提醒特朗普政府不應將關稅作為目的，而是應將其作為迫使對手支撐美國製造業恢復競爭力和維繫美元體系持續運行的手段。該報告賦予高關稅以雙重效用目標：一是作為一種“談判工具”，既可以向對手進行一次性施壓也可以採取逐步、持續性施壓的策略，迫使對手去做其原本不願去做的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二是作為一項綜合性政策組合，米蘭特別建議特朗普政府應該將雙邊貿易協議（關稅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安全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量。如此，關稅措施不僅可以作為一種談判工具，還可以作為撬動對手做出趨向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選擇的“槓桿”，迫使它們——無論盟友、貿易伙伴抑或最主要的戰略競爭者——分擔美國全球戰略的成本。而且，關稅政策不僅會起到“施壓”效果，也可以發揮“激勵”功能，即對那些按照美國政府意願行事的對象可以採取延緩實施、降低或取消關稅的舉措，以誘使、鼓勵對手樂意遵從美國的戰略意願。
該報告特別關注對中國實施高關稅的政策措施，試圖藉此發揮“脅迫”與“撬動”的功能。在它看來，一方面，對中國進口商品採取高關稅措施可以引發中國貨幣當局的匯率調整（貶值），觸發市場（如股票市場）波動；另一方面，通過高關稅——米蘭暗示，美國將圍繞中國構建一個全球性關稅壁壘——壓制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最終目標是迫使中國採取更加合作的立場，撬動其增加對美國的製造業投資，並繼續持有美國國債，支撐美元體系。
關於“新美元體系”，報告設計了一個以關稅為“槓桿”撬動其他主要經濟體進入其設定的貨幣談判進程的“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框架。其支柱有二：首先，為了避免現今美元體系下短期國債市場波動的不利影響，將“國債出口”期限長期化——發行“世紀債”——以確保更低的市場利率，有利於債務融資可持續，同時由於美元儲備持有者的持有量減少，將有助於其本幣升值（美元貶值）；其次，是將安全傘同國際貨幣體系聯繫起來，輔之以利用美聯儲“全球中央銀行”地位，以危機時向對方提供掉期額度、充足的短期美元流動性保證等激勵舉措，對沖持有長期“世紀債券”的風險，構建一個以“安全區”為核心範圍的“新美元體系”。該體系的具體內容有三個：一是將安全區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使那些處在其中的國家必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來為其融資；二是將安全區作為一種資本產品，使美國國債期限長期化，主張其最佳融資方式是發行“世紀債”，而不是短期國債；三是將安全區設定硬性的約束條件即所謂“鐵絲網”，其參與國除非把短期國債置換成長期國債，否則美國將使用高關稅將其拒之門外。
為實現“新美元體系”構想，“米蘭報告”特別強調美國政府可以在“單邊貨幣方案”與“多邊貨幣方案”之間做出選擇。前者主要是徵收“儲備稅”，即對外國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債徵收使用費，如扣留一部分利息支付（徵收利息稅）。為避免這種徵稅措施引發大規模儲備拋售風險，報告建議採取兩個對外政策步驟：一是循序漸進，逐步實施；二是如同關稅一樣，對不同國家區別對待。米蘭提出此項政策的背景在於，現階段大部分美元儲備掌握在東亞、中東等地區各國手中，它們與美國的關係複雜微妙，因而有必要通過徵收“儲備稅”的方式迫使它們將持有的美元儲備長期化。為此，報告認為美國應該先實施加徵關稅、而後利用貨幣工具的政策手段，如此既能夠充分發揮關稅作為談判工具的效果，也可以以削減、取消關稅等作為激勵措施誘使他國與美國達成貨幣協定。關於“多邊貨幣方案”，米蘭報告著墨不多，在指出它將使得美元匯率和長期國債收益率同時降低而非彼此逆向運動的同時，更多地強調多國協調的複雜和困難，認為美國政府應公開採用“大棒”（關稅）加“胡蘿蔔”（安全保護）的政策組合。
總之，這個“新美元體系”的核心目標，是在實施高關稅、美元貶值以促進製造業回流、增加就業的同時，既要抵消由此而產生的通貨膨脹壓力，又要確保美元既有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這樣一種將貿易、貨幣和安全三位一體組合起來的成本轉嫁與分擔戰略，可謂一石多鳥。然而問題在於，貨幣問題遠比貿易問題更加複雜，具有更為豐富的國際政治經濟博弈的內涵。倘若特朗普政府果真如此操作，將對現行的美元體系造成巨大傷害，進而對全球經濟體系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
首先，美國不再僅僅作為全球最終商品的市場提供者，以資本項目順差（出口美國國債）彌補經常項目逆差，而是要作為強大的全球高端製造業的產品提供者，爭取貿易平衡乃至盈餘與資本項目順差並存。且不論這種國際收支政策構想能否真正實現，它對現行全球經濟體系的衝擊將是巨大的。一方面，它意味著當今世界主要製造業大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其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困境將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極大的負效應；另一方面，世界經濟板塊化將從趨勢變為現實，並對全球貿易、投資和貨幣金融體系產生重大的重塑效應。
其次，所謂的“新美元體系”把美元的未來與安全傘綁定，將產生明顯的“安全鎖定”效應。一方面，只有那些強烈需要美國安全保護的國家和地區才願意或能夠進入美元體系，不啻為美元國際貨幣權力的行使人為設定了一道“鐵絲網”，使那些不願意或不需要美國安全保護的國家和地區面臨著美元和美國金融市場的高度不安全性，甚至不得不脫離美元體系，尋找其他替代品。另一方面，將美元儲備貨幣地位與國家安全問題緊密聯繫起來的做法，早在佈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就已存在。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便通過種種貨幣外交行動，確保聯邦德國等主要盟國用經常賬戶盈餘購買美國國債，支撐佈雷頓森林體系。只不過，那時的類似政策行動屬於暗箱操作，而非刻意公開的政策選項。更重要的是，新一屆特朗普政府面臨著一個政策難點，即匯率政策不同於貿易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對該政策的行政干預不僅難以取得像貿易政策那樣的效果，而且極易破壞、降低以美元標價資產的國際吸引力（信用），導致資本流入受阻，資本外流增多，使得美元體系對外負債的可持續性遭到破壞，進而導致通貨膨脹率飆升。
最後，美國國債出口的長期化將大大侵蝕、弱化美國國債市場作為全球無風險資產之錨的地位及其功能，不僅會導致全球流動性嚴重不足，更將影響美元計價資產的流動性，進而對美國對外負債的可持續性造成巨大損害。要知道，維持對外負債的可持續性是美元體系、也是美國霸權的核心利益所在。
迄今為止，美元及其標價的資產之所以無法被替代，關鍵就在於美國擁有發達的具有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能夠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兼具安全性、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如果特朗普政府果真按照“米蘭報告”的方向構建所謂的“新美元體系”，將對現行美元體系造成巨大沖擊。一方面，將短期債務換成長期債務，會影響美元體系的流動性；另一方面，以是否接受美國安全保護作為融入該體系條件，無疑將會加速“去美元化”進程。兩者都將使美國長期以來積累的美元國際信譽遭到巨大傷害。迫在眉睫的是資金流入問題。一旦國際資金質疑美國金融資產的安全，將會尋求更為安全、優質的投資場所。
基於“米蘭報告”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力不亞於上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衝擊”，兩者同樣是嚴重的“違約行動”。只不過這次衝擊的對象不再是具有嚴格紀律約束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而是相對更具靈活性的美元體系。這種調整很可能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抵制，甚至導致更加激烈的去美元化行動，加速國際貨幣體系朝著區域化——美元、歐元個人民幣三大貨幣區——的方向發展。
當然，擬議中的“海湖莊園協議”構想，究竟能給美元體系帶來多大程度的損害，尚需理性觀察。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典型的“層級系統”，即便其中的“頂級貨幣”出現問題，也不意味著它會迅速衰落。貨幣史表明，國際貨幣的衰落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就最近一次國際貨幣更替而言，雖然美國GDP早在1890年就超過英國，但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之後，美元才真正替代英鎊成為頂級國際貨幣，期間更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等對英國經濟的摧毀和損害，使得英國從債權國變成債務國且越陷越深。如今，雖然特朗普的各種折騰使得國際資本對美元信用的擔憂急劇上升，有可能使得美元體系的“商品美元還流機制”受到損害，但“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特別是“對外債務的本幣計價機制”（相關概念參見李曉著《雙重衝擊：大國博弈的未來與未來的世界經濟》第二章“美國憑什麼稱霸世界”，或李曉：《美元體系的金融邏輯與權利——中美貿易爭端的貨幣金融背景及其思考》，載《國際經濟評論》2018年第6期）短期內卻難以受到傷害；相當長時期以來，美國對外長短期負債的80%以上都是以自己發行的美元計價的，可以這樣說，只有當美國不得不以類似的比重以外幣計價自身的債務時，可以說美元是真的衰落了，否則，輕言美元衰落。更為重要的是，只要美國金融市場的法治環境、規則和制度體系不遭到破壞、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能夠持續擴張（無法被替代），美國科技創新的能力（外資流入動力）未被受到傷害，其資本流入和調配全球資源的能力便無法被取代。要知道，國際貨幣體系與國際貿易體系的一個重要不同就在於，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頂級貨幣地位與其他次級貨幣地位之間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頂級貨幣地位的衰落不等於其他貨幣地位的自動提升，即便美國出現“信用赤字”，也不意味著其他大國擁有“信用盈餘”（近期黃金價格暴漲的原因正在於此），無論是歐元還是人民幣，處於第二、第三層級的貨幣如何實現金融市場深化發展，是大國貨幣競爭的核心所在。
值得關注的是，“米蘭報告”所關注的貨幣貶值問題正在成為現實。近期國際資本因關稅戰引發的恐慌而流入其他資本市場、導致非美貨幣升值的現象，已經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有關美元進入新一輪貶值（收割）週期的話題再度趨熱。透過現象看本質，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向全球同時發動關稅戰的目的，絕非彌補財政赤字、追求所謂“公平貿易”那樣簡單，其背後很可能隱藏著一套組合拳：利用高額關稅引發的貿易戰恐慌和金融市場動盪，通過資本外流既可以迫使美聯儲降息，又將誘導美元貶值，迎合特朗普政府減少貿易逆差、促進製造業回流、穩定就業的目標，同時迫使其主要貿易伙伴貨幣升值，給予其貿易、匯率兩個方面的壓力。因此，特朗普並非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簡單、粗暴，“米蘭報告”也絕非一紙空談。
第三個問題：中國怎樣應對？
對於當下的中國而言，在應對特朗普政府關稅戰的過程中應盡力避免三個戰略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將特朗普政府迫於內外壓力尤其全球產業鏈韌性而同中國談判的行為，誤解為“最終勝利”。要知道，拋開金融體系掣肘等具體制約，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在總體上面臨著三個“韌性“的挑戰，即美國民主制度、全球產業鏈和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及其改革前景。特朗普政府遲早要不得不同中國談判，這是多種國內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軟脫鉤”行動，不意味著美國改變了同中國進行“硬脫鉤”、構建“去中國化”的全球化的戰略構想。
第二個誤區，是拘泥於“誰先打電話”或如何打贏關稅戰之類的戰術性問題，忽視更加宏大、長遠的戰略問題。中國應抱著對自己、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負責的立場，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積極思考應如何促進全球宏觀經濟協調，包括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進行雙邊、多邊談判，共同努力避免全球貿易體系崩潰。切莫用五千年文明藐視兩百年文明的姿態來應對自己與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的博弈。要知道，工業革命及其後西方世界的現代化，是在沒有中國直接、主動參與的情況下實現的，二戰後世界經濟復甦、增長和繁榮，也是在沒有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原計劃經濟國家參與的情況下實現的，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歷史經驗證明，新的更加公正、更加協調和更加穩定的全球貿易和貨幣體系的構建，是主要大國間通過反反覆覆的打打談談促成的。上世紀90年代開啟的全球化高潮，正是由中美兩國合力、分工推動的，因而按照正常的邏輯，“超級全球化”結構性矛盾的解決同樣需要兩國共同努力。這不僅有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也有利於中國在改革開放的軌道上繼續前進，內外合力，促進自身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轉變，更有利於避免“全球化分裂”或者被孤立的命運。
第三個誤區，是被類似“金德爾伯格陷阱”這樣的虛幻概念所迷惑，目前的中國遠未到上世紀30年代美國有能力全面挑戰大英帝國而刻意不為的地步，更不能因為特朗普正在攪亂世界秩序，就認為我們可以藉機與其一爭高下，甚至替代其發揮領導世界的作用。相反，我們應當認真分析近500年來每一次國際格局秩序崩塌時期大國博弈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穩住陣腳，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前所述，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核心問題，在於他發現“超級全球化”不可持續、且對美國日愈不利，面對中國作為異質文明的強勢崛起和競爭，宜早不宜遲，需要快刀斬亂麻。實事求是地講，“超級全球化”對於中國而言同樣不可持續：外需主導型經濟增長必須轉向以“雙循環”為中心或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
總體而言，這場“超級全球化”的不可持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從規模上看，中美兩國在全球產能供給與需求的規模上均存在巨大的缺口。兩國的全球GDP佔比、製造業增加值佔比和消費佔比分別為：中國19%、32%和12%，美國24%、15%和29%，中國的製造業產出高於消費10個百分點，而美國的消費高於產出14個百分點。由於中美兩國統計口徑不同，雙方統計的各自對對方的貿易差額佔其對外貿易差額的比重不一： 2024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佔對全球貿易順差的比重為36.39%（中國海關統計），而美國對華貿易差額佔其對外總差額的比重為28.69%（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該數據雖然同十年前相比已經顯著下降，但依然相當可觀。其次，雙方的規則、制度衝突日趨激烈。不可否認，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超級全球化”始動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冷戰”中不戰而屈人之兵，戰勝了貌似強大的蘇聯。如前所述，在一片洋洋自得的“歷史終結”和自由放任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的指導下，“超級全球化”粉墨登場。然而，這一過程卻暗含著中美兩國間巨大的規則與制度鴻溝。伴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中美兩國間的規則、制度衝突日益顯現、愈發劇烈。
在此，需要簡要回顧一下佈雷頓森林體系規則的形成背景。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波”全球化的產物（我將自大航海時代至工業革命、具體而言是1815年拿破崙戰爭為止的全球化稱為“第一波”，此後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全球化“第二波”，將1945年以來的全球化視為“第三波”）。可以說，它們是在抵制19世紀末以來的全球化的過程中孕育而生的。“第二波”全球化的核心制度之一，就是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度要求各國經濟政策服從於一個固定的黃金平價，並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有效運行，各國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為保證這個平價機制免遭破壞，不得不為了外部均衡而犧牲自己的內部均衡，進而喪失了政策自主性。於是，各國為了擁有更多的黃金儲備走上了兩條道路：對內採取重商主義政策，通過高關稅壁壘減少進口，擴大出口，對外則通過建立、掠奪和相互爭奪殖民地增強國力，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正如凱恩斯在《合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批評的那樣，《凡爾賽合約》作為戰勝國壓榨戰敗國的條約，不僅沒有緩和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增進國際協調，反而增加了各國之間的矛盾與分歧。最終，當1929年大危機來臨之際，激烈的利益衝突使主要大國各不相讓，1930年6月美國率先通過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隨後英國、法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貿易壁壘，分割世界市場，以致於1933年倫敦國際經濟會議因無法達成國際協調而失敗，其嚴重的政治後果，是失去國際市場的後發國家陷入深重經濟危機，中產階層破產，使得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勢力快速崛起，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汲取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指導原則就是體系內各國需要擁有一定的自主政策空間。在此，凱恩斯主張限制私人資本流動的論點得到體現，為了避免私人資本自由流動破壞各國自主政策空間，佈雷頓森林體系僅允許出於維繫固定匯率制度穩定目的的官方資本流動。當然，凱恩斯為拯救資本主義所作出的更重要的貢獻，就是主張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需要由國家來干預、調節和管理。
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產物，是在美元體系內地位的提升。中國加入WTO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在美國主導的“超級全球化”浪潮中，仍舊按照佈雷頓森林體系而非“超級全球化”的規則參與全球化進程。換言之，中國並沒有信奉“超級全球化”的“去國家化”理念，而是憑藉著限制資本流動、保持自身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原則，靠著延緩甚至拒絕某些“超級全球化”規則實現了自身崛起。顯然，當中國經濟實力尚處於弱小時，這些依照佈雷頓森林體系規則的行為是可以被容許的，但是當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崛起以致於引起美國高度警惕之時，這種規則、制度衝突難以避免，也同樣不可持續。
面對新一屆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戰及其對全球規則的顛覆與重構，中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全球化不會改變，所謂的“逆全球化”不是現實，美國政府的核心戰略目標是重塑遊戲規則，謀求“去中國化”的全球化，繼續控制、主導世界，因而如何阻止“全球化分裂”，避免被孤立和崛起中斷，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課題。
第二，“第三波全球化”已死，在這波全球化中崛起的“中國模式”必須調整、轉變。實際上，自2018年以來因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中國在東南亞等區域層面上的產業拓展、貿易擴張，依舊是傳統模式的延續，仍是以面向美國最終商品市場為目標的轉口貿易為核心。現在，這條道路正在被堵死，難以持續。
第三，倘若中國利用這次大國衝突的歷史機遇，通過經濟結構調整、社會變革最終走向成功，未來全球貿易體系、貨幣金融體系的重塑，將很大程度上將以中美兩國為核心展開。這既取決於中美兩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變化，也取決於彼此對對方未來國際地位及相互關係的判斷與認知。
第四，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戰略目標在短期內要“以打促談”，因為時間在我們這邊，短期內特朗普的國內經濟、政治壓力將會增大，同時我們要在國際社會施以“合縱破圍”之策，爭取、團結更多的中間力量，形成更多、更大規模的集體行動，促使美國政府採取更為合作的立場，做出妥協和讓步；中長期內，中國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積極進行結構調整、深化改革，走上一條開放的可持續崛起的道路。
首先，基於美國的戰略圖謀和當下中國的現實情況，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最優選擇”是“合縱破圍”，在堅決迎擊美國關稅大棒、堅持鬥爭的同時，努力爭取與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和其他新興經濟體達成更多共識，協調行動。短期內，關稅談判主要在中美兩國間展開，但同時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美國同歐盟、日本等第三方之間的談判進程，並爭取同它們之間保持密切的溝通和協調，包括同有大量轉口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的協調；同時，從長遠來看，中國應考慮與諸多第三方之間特別是主要經濟體之間通過集體行動的邏輯，與美國達成宏觀經濟協調，避免全球貿易體系崩潰和被“去全球化”、可能陷於孤立的不利態勢。另一方面，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次優選擇”，是走區域經濟合作的道路，通過創造經濟、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各種有利條件，以區域宏觀經濟協調打破美國的封鎖和“去中國化”圖謀。
今年是“廣場協議”簽署40週年。實事求是地講，與國外學者相比，中國學者對“廣場協議”的研究存在著某種約定俗成的偏見：我們更多地是從美國壓迫日本升值日元匯率、迫使其開放市場，最終導致日本經濟“失去30年”的視角去研究它，很少有人將其視為當時日本出於避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打擊、聯合其他大國針對國際經濟失衡所開展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全球宏觀經濟協調。“廣場協議”是當時的日本政府為破解美國經濟保護主義壓力所採取的一次主動行動，而且是日本與德、法等主要經濟體通過集體行動，在讓本幣升值、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擴張政策擴大內需的同時，也迫使美國做出削減財政赤字的承諾；“廣場協議”重要的成果，就是通過大國間的宏觀經濟協調避免了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崩潰。實際上，中國從“廣場協議”中獲益匪淺，特別是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續存以及日元升值。
“廣場協議”得以簽署的前提有幾個方面：一是主要發達國家在“冷戰”背景下的戰略共識；二是美日雙方的貿易失衡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難以持續；三是里根總統與中曾根首相以及竹下登、宮澤喜一同詹姆斯·貝克之間，不論是政治家還是行政官僚之間都保持著政治信任關係，等等。因此表面來看，如今的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背景與上世紀80年代大不相同，大國間成功開展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的概率同四十年前相比要低很多，但並非沒有可能。一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及其相關政策措施，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有利於推動它們相互之間共同利益的產生；二是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正在顛覆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系統崩潰”的集體恐懼有利於主要大國間形成戰略共識；三是在全球地緣、經濟和安全因素交織的情況下，大國協調有利於“中間國家”緩解或擺脫“選邊站隊”的困境；四是全球產業鏈的韌性，中間產品貿易和轉口貿易的廣泛發展，使得全球性宏觀經濟協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機遇）增大；五是大國間開展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符合各自的長遠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廣場協議”的匯率協調之所以有效，關鍵不在於匯率調整（這只是手段），而是貿易失衡雙邊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契合：美國緊縮財政、寬貨幣，而日本寬財政、寬貨幣。說的直白些，就是美國縮減開支，減少進口，而日本通過財政、貨幣寬鬆政策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今天，這種政策協調的需求同樣存在。因此，出於恢復全球宏觀經濟平衡的共同願望，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能否在經歷關稅戰之後（或者以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為起點），再次通過共同努力開展全球宏觀經濟協調，避免全球貿易體系和貨幣體系的動盪和崩潰，是值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高度重視並思考的課題。
中國對於“廣場協議”的認知由於觀察視角不同，更注重日本因本幣升值而導致的“失去的三十年”的教訓，故在很大程度上擔心重蹈覆轍。然而實際上，導致日本經濟“失去三十年”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累積的“泡沫經濟”被刺破，而刺破泡沫經濟的導火索是日本央行的操作不當，即在半年左右時間裡連續五次上調利率；今天的中國，房地產泡沫等累積的壓力正在被緩慢釋放，央行貨幣政策工具充足且有效，“雙循環”“新質生產力”等新的增長動力持續發力，因而在警惕、汲取日本當年教訓的基礎上完全有條件、有能力避免重蹈日本經濟當年的覆轍。一句話，如今的中國絕不是當年的日本。
事實上，對於新一屆特朗普政府而言，通過與主要國家間談判迫使對手通過匯率升值來壓低美元匯率，以實現其製造業回流和競爭力提升的目標，至少是一個可能的選項。經驗證明，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通過美元貶值階段性地緩解國際收支逆差的狀況，曾有過兩次：一次是1971年8月“尼克松衝擊”至1973年3月“史密森氏協議”失效之前的這段時期，美元兌黃金比價跌至74美元一盎司，貶值一倍以上，階段性地改善了經常賬戶狀況；再一次就是1985年9月“廣場協議”簽署後，1989年9月至1988年4月，美元指數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貶值了36%、29%，也階段性地改善了貿易收支。
大國博弈中的危機和機遇經常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如前所述，特朗普發動關稅戰必然要受到國內外金融因素的制約，且中國政府針對特朗普極度關稅施壓絕不退讓的姿態，將迫使其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戰術。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出身的總統，深諳極限施壓、以打促談的道理，中美之“打”“鬥”不是為了徹底決裂，而是為了更好地談判和解決問題，爭取在未來的談判中謀得更有利的地位。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博弈之後，不排除雙方可能會採取某種形式的相互協調，通過關稅、匯率甚至彼此經濟結構調整等相結合的途徑走向更大範圍、更高水平的宏觀經濟協調。對於中國而言，這不僅有利於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同時也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使命、作為負責任大國的體現；對於美國而言，無論是同中國達成短期關稅協議亦或是達成中長期的宏觀經濟協調，都將有利於增強美國資本市場的信心。
因此，未來中美之間能否達成新的全球宏觀經濟協調，是一個不應被排除的政策選項，值得雙方高度關注。在前不久貝森特講話的答記者問環節，他公開提出美國有同中國開展“大交易”的可能性，前提是中國認真考慮減少對出口導向型增長的依賴，轉向消費經濟。中美兩國間的這種戰略契合，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應對特朗普關稅戰，中國在對外關係方面的“次優選擇”，是走區域化的道路。一方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多種區域合作倡議，尤其是“清邁倡議”簽署後在區域宏觀經濟協調領域的一系列進展，如構建AMRO區域宏觀經濟協調機構等，已經讓我們具備了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機制框架；另一方面，RCEP等區域多邊貿易體系的構建，已經產生了較大的區域利益共識，為更高層次的區域宏觀經濟協調奠定了基礎。在特朗普發動關稅戰之後，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正在重啟，中日兩國間的高層對話也日益頻繁。更重要的是，近年來人民幣區域化取得了長足發展，區域內人民幣儲備及其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有助於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朝著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大貨幣區並存的方向發展。但無論如何，即便是世界經濟走向板塊化、區域化，全球宏觀經濟協調依然不可或缺。
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至少需要具備三個外部前提條件。一是具備區域政治領導力；二是要成為區域安全的穩定力量；三是擁有區域經濟領導力。與此同時，還需要三個內部前提條件：一是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力提升，這是中國作為區域經濟增長動力的源泉；二是最終商品市場供給，即必須通過內需擴張，部分替代美國成為區域內重要的商品市場供給者；三是通過金融深化發展，逐步接觸資本流動限制，最終實現資本流動自由化。
總之，區域貿易、區域貨幣金融和區域安全體系的構建，是三位一體的關係，不可能有任何偏廢，三者間相互支撐、相互拱衛，方能達成區域宏觀經濟協調的戰略目標。
其次，基於第三波“超級全球化”不可持續，以及美國試圖構建“去中國化”的新一輪全球化的圖謀，最核心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對外，積極推進、落實制度型開放的戰略目標；對內，致力於解決生產過剩、調整經濟結構，提升市場的創新活力，穩定就業以及金融深化發展。這些舉措不僅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崛起的關鍵，也是突破美國政府孤立、封殺的定力所在。
（1）制度型開放。前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之所以走的比較順利、開放進程的可操作性較強並獲得成功，關鍵在於它是以製造業為核心的開放，屬於門檻式開放，製造業發展對制度條件的要求同現階段中國的制度框架及其特徵可以很好地契合。但是，新一輪開放是更高層次的開放進程，屬於制度型開放，必將對中國的各項制度建設及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正式提出“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制度型開放的範圍從“規則”擴張至“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四大層面，進一步明確了制度型開放的框架；隨後，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首次將“制度型開放”寫進黨代會報告，並強調將其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任務；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再次進一步提出“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擴大自主開放”等政策措施，推動制度型開放的深入發展。目前，作為中國下決心進行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舉措，中國正在積極申請加入CPTPP，從更為長遠的利益來看，我們不應侷限於當下同美國的關稅戰，而是將其作為通過全球經濟宏觀協調避免全球貿易和貨幣金融體系崩潰、進一步促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戰略步驟。
（2）擴張內需，調整經濟結構，全力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針對擴大內需問題已經進行過很多探討，在此不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之間是高度關聯的。一方面，過剩產能的表現除了某些產品的供給大於需求之外，主要還有兩個方面：一是價格內卷，低價競爭無法實現價值提升，它拼的是成本，包括過低的工資水平、過長的勞動時間，導致經濟增長中勞動力收入佔比不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難以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對於企業而言，價格競爭對通縮影響巨大，通縮本質上是經濟增長中積累的結構性過剩、需求不足在貨幣領域的表現。其嚴重後果，就是企業未來市場盈利預期下降，投資減少，失業加劇；同時，中國產品輸出導致全球越來越多的限制、抵制。鑑於中國的產能過剩已經超出一國邊界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問題，其根本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全球宏觀經濟協調進程不僅可以倒逼中國深化改革，更可以破解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圖謀。
（3）增強社會創新活力，提升經濟效率。做法很簡單：破除一切阻礙創新、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礙，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調整，構建市場友好（順應）型政府，核心是構建法治框架下的政府行為方式，從“政策主導型經濟增長”轉向“法治主導型經濟增長”。如此，既可以避免政策朝令夕改給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也可以避免政策合成謬誤所帶來的市場波動，更能夠為市場提供穩定的預期，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4）一切以創造、增加就業為核心。凱恩斯最著名的著作莫過於《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但若要深入探究他對就業（失業）問題及其政策措施的關注，一定要去讀他於1923年出版的那本《貨幣改革論》。凱恩斯最著名的兩句名言“從長期看，我們都將死去”和“金本位制現在已經是一種野蠻制度的殘餘了”均出自這本書。凱恩斯反覆強調，在經濟不斷下滑動時期“引起勞動者失業增加要比引起食利者失望更加糟糕……”其核心思想是，穩定幣值才能促進就業、生產和貿易活動繁榮，而穩定幣值的關鍵是穩定貨幣需求量而不是貨幣供應量，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操作可以在穩定貨幣需求量上大有可為。他將貿易、就業、穩定物價（政府監管信用創造）視為政府幹預經濟運行的最為重要的三個目標。這也正是《貨幣改革論》被視為通往《通論》的重要起點的重要原因。
影響貨幣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居民和企業的市場預期。我們應該破除多年來以GDP為核心，通過GDP增長率拉動就業提升的傳統觀念。在這種觀念下，重視宏觀效應，忽視微觀主體市場預期和活力，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應該從增強民營經濟信心、預期入手，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體現著社會主義的主體性，市場經濟則以民營經濟活力、效率為主要引導力量，兩者是共存共榮的關係。2022年至2023年，民營經濟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接近60%，如2023年為58%，
